中华民族国家意识的第一哲学与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分不开

身份认同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国家意识构建的第一哲学，这个第一哲学，从字面上看，是一个哲学话语。如果说哲学是一种思想和观念的秩序的表现，那么，国家意识的身份认同显然就是这个秩序的开始和起步。如果说哲学还是一个人价值观念的表现和凝练，那么，第一哲学意味着身份认同不仅在国家意识中是第一位的，在国家意识的价值里也是处于第一位的开端。

中华民族国家意识的第一哲学是与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分不开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是什么，是身份认同要解决的第一哲学问题。黑格尔较早发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与国家意识的联系，他指出：“‘国家’便是在人类‘意志’和它的‘自由’的外在表现中的‘精神观念’”^[2]。胡塞尔也是一位敏锐地看到这个问题的哲学家，他指出：“建立有关精神生活的令人满意的方法和诸可能性，那显然就需要对这种状况的内在动机和形成的根源……和操劳整个人类的精神结构进行深入思考。”^[3]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有三个方面的实质要素，需要我们深度把握。

其一，按照杜维明先生的解释，就是“一种比较遥远的回响”。^[4]杜维明先生认为这个回响能够听得到，心里有感觉，但是和现实很难接上头。杜维明先生认为“这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5]，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的确很难用笔墨描写完备，也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归宿。文化精神不是实体，它没有现实中的那些实实在在的物体形象，却有现实中没有的精神形象，它渗透在民族的血脉之中，张扬在民族的旗帜上。

其二，文化情感。这个文化情感毫无疑问是忧国忧民的文化情感。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一个泱泱大国沦为任人宰割、任人欺辱的“东亚病夫”，这样一个惨痛的现实让中华民族产生了强烈的文化悲愤感。这种文化悲愤感反映到现实之中就是渴望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其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红色文化传统。这个红色文化传统凝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面对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无可比拟的如此丰富、如此巨大的文化自信资源，中华民族没有理由不自信，没有理由怀疑自己民族的未来和光明前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6]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创造性的回归，也是对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