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国家”：从西北看面向公民政治的“民族国家”建构
《农牧政治》的叙事中贯穿着一个“二重奏”或“复线结构”，除了多样化的“文化中国”这一隐性维度之外，书中还贯穿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显性的维度，即现代性取向、公民政治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这是《农牧政治》的基本主线和理论假设。《农牧政治》将公民政治人格视为现代化发展中的理想政治人格，明确指出，以人类的现代化为价值基点，则适应现代化目标的政治人格是“公民政治人格”。“公民”一词最先出现于古希腊语中，意指具有公民权的那些社会成员，而公民权既包括了居住权，也包括了人身自由、政治选举等方面的权利，所以公民实质上指的就是自由民。[17]公民政治人格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人格基础，没有这种人格型态，现代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在此价值判准的观照之下，作者对其他的政治人格类型进行了比较分析：臣民政治人格是我们看到的最为接近现代性人格的一种政治人格型态；草民政治人格是西北农牧民中最涣散、最游离于政治之外，又对政治具有潜在的破坏力的政治人格型态。西北农牧民的公民政治人格的形成存在着极大的障碍，但是，公民政治人格必须在既有的现实政治人格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起来。这样，创造从既有政治人格向现代政治人格转化的各种现实条件就是十分重要的了。[18]
基于对《农牧政治》问题意识与逻辑主线的重新梳理。笔者认为，从西北看面向公民政治的“民族国家”建构的思路可以用以下的图示表示出来（见图3）。
图3 时空压缩背景下的西北地区公民政治人格类型及现代化取向
很显然，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是在西方列强及日本帝国主义的致命威胁下启动的，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救亡图存的唯一选择。基于对这一历史使命的延续，《农牧政治》明确地指出了西北地区农牧民政治认同转化的历史道路：从家族、部落到现代国家。这个顺序的设定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面向公民政治的“民族国家”建构，中国要强大和复兴是不可能的，因此传统的政治认同需要进行现代性的转化。对于西北地区农牧民尤其是农民的家族认同，通过实证调查，作者发现了这一认同的三个局限所在：家族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民群众的“国家认同感”向高层次的发展；家族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训练合格公民的机制；家族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村以公共权力为基础的权威的运行。
此外，《农牧政治》还发现了在西北地区面向公民政治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其他诸多不利因素。比如，“从认同强度看，在一般情况下，对家族、部落认同的强度高于对民族、宗教的认同；对家族、部落的认同强度高于对国家的认同；对民族、宗教的认同强度高于对国家的认同。概括地说，对较小规模的群体的认同强度高于对规模较大的群体的认同”。[19]这是在政治认同类型方面的不均衡格局。再比如，“西北农牧民中存在着四种基本的政治人格类型：臣民人格、草民人格、牧民人格和公民人格”。“其中，从数量上来看占主导地位的是草民人格和牧民人格，从力量上来看占主导地位的则是臣民人格，而现代的公民人格则忽隐忽现，犹如一只希望的船帆在茫茫大海上艰难地前行。四种人格的基本比重表明西北农牧民政治人格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而丧失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政治人格比例较大。”[20]这是在政治人格生态方面的不均衡。
不均衡还算不上是难题，令人困惑的是，西北农牧民的这种所谓多样而复杂的政治认同之不均衡，是极为微妙的，很难看出谁是一家独大的政治认同类型。“在这种多重人格中，占主导性的既非传统的政治人格，也非现代的政治人格，这一点决定了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现代化的难度”，“这些多重人格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既有利于国家政治的一面（如实现政治控制和相对稳定），也有不利于国家政治的一面（如政治无知和政治盲动），这就给我国西北部的政治现代化建设造成了抉择艰难的局面”。[21]这就是说，是有利的政治资源，还是不利的政治资源，并不是一目了然、泾渭分明的。有鉴于此，运用政治智慧进行顶层设计，进行因势利导，便显得至关重要。书中多次指出，草民政治人格类型，是西北地区分布数量最多的一种人格类型，由于这种人格类型的存在，使西北地区农牧民整体政治认同的演进处于一个“临界状态”——向传统和现代、向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转化的势能和资源同时存在，因此，最需要的是“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智慧，找准时机和关键部位，举重若轻地发力即可，万不可用力过猛。正如牧驼人巧用鼻绳而不是笼头去控制身躯庞大的骆驼一样（见图4）。
图4 牧驼人用鼻绳拴骆驼（执关楗即治大国。领悟驼鼻棍绳的玄机，与“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要旨是通约的。试想，若用笼头去控驭庞大的骆驼乃至驼队，用了吃奶的力气也不讨好。鼻唇棍绳儿就非同寻常了。骆驼的鼻唇处是全身神经最敏感亦最柔嫩的地方。能司此玄机，就是轻触轻感的艺术了。）
令人欣慰的是，有利于国家认同的趋势已经出现。“在部落与部落的争执中，请求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调解或仲裁。这一切都使具有很强的部落认同感的藏族群众产生了更高一层的归属感，即对国家治理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就正是国家认同感。”[22]当然，“运用宪法和法律武器，严格规范宗教机构、教职人员、旧的部落头人以及家族组织对农牧民政治行为的渗透和影响”，[23]这样一种治理取向则具有重大的现实紧迫性。这就是政治智慧中的轻重缓急之道，只有确保西北地区总体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的前提下，才能考虑西北地区的政治转型的最优路径问题。因此，当《农牧政治》的作者将其理论关切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密切联系起来时，面向公民政治的“民族国家”建构，在西北地区，其意义就显得非常重大。强调“西北国族”与“东南民主”并不矛盾，这是由中国现代国家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因素所决定的。联系2018 年宪法修正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中华民族入宪”，可以发现，《农牧政治》中所体现出来的“多民族国家建构”思想是很有洞见的。因此，在西北地区，强调政治社会化和政治行为理性化，是极有理论远见和政治前瞻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