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的提高
1.铁制农具的大量使用
前文提到秦国在春秋时就已出现铁质农具，到战国时期，秦国的铁制农具的使用更为普及。大量的出土文物说明了这一点。如秦都咸阳城遗址曾出土铁斧两件，铁锄两件；[25]秦都栎阳城遗址出土铁锸一件，铁铲一件；[26]秦都咸阳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出土铁铲一件，铁锄一件，铁锸一件；[27]秦始皇陵园内城北门外两百米处发现铁铧一件；[28]陕西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出土铁锸1 件；[29]陕西临潼郑庄秦石料加工场遗址出土铁锸十三件，铁铧一件，铁镰一件，铁铲一件。[30]这些文物的密集出土，说明当时秦国使用铁质农具已经非常普及。根据秦法规定，秦国百姓是可以向官府借用铁器的。如《厩苑律》云：“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工律》云：“假公器者，归之，久必乃受之…… 官辄告假器者曰：‘器敝久恐靡者，转還其未靡，谒更其久。其久靡不可知者，令赍偿。’”这两条规定，前者是说借用铁制农具，因破旧不堪而损坏了，要以文书上报损耗，原物归还，不必赔偿。后者则言借用官府的器物，归还时标志相符才能收还，因器物旧磨去了标记，要趁标记尚未磨灭，报请重新标记，否则，以钱财赔偿。[31]需要注意的是，秦铁铧、铁犁的多次出现，说明秦国牛耕也已普及，这也与史料记载相吻合。
2.牛耕的普及
史料记载，秦赵长平之战时，赵国平阳君赵豹曾劝诫赵王：“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王自图之。”[32]可见秦国牛耕技术已经很成熟。
战国时期秦国使用牛耕，还可以从考古实物资料中得以证明。20 世纪7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曾在陕西临潼发现两件秦铁铧：一件体呈U 形，高17 厘米，宽8～14.5 厘米；一件呈V 字形。[33]很明显，这种重铧是用来深耕翻土的，非人力所能引，只能与牛马相配使用。后来，考古发现的秦铁铧数量不断增加，可知牛耕应已在秦国渐次普及。
此外，秦国还通过立法对耕牛给予严格保护。早在商鞅变法时就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枷）”，[34]马用以征战、牛用以耕种，对它们的保护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厩苑律》又规定：
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虍胃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壶酒束脯，为皂者除一更，赐牛长日三旬；殿者，谇田啬夫，罚冗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减系丰刀，笞主者寸十。又里课之，最者，赐田典日旬；殿，笞卅。
就是说，在每年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评比耕牛，满一年，在正月举行大考核，成绩优秀的，赏赐田啬夫酒一壶、干肉十条，免除饲牛者一次更役，赏赐牛长资劳三十天；成绩低劣的，申斥田啬夫，罚饲牛者资劳两个月，如果用牛耕田，牛的腰围减瘦了，每减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又在乡里进行考核，成绩优秀的赏赐里典资劳十天，成绩低劣的笞打三十下。这些都是对耕牛精心饲养及合理使用的法律规定。
此外，耕牛也是被严禁擅杀的，曾发生过百姓为秦王祈福而买牛做祭，却被处罚的故事：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公孙述出见之，人贺王曰：“百姓乃皆里买牛为王祷。”王使人问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祷，是爱寡人也。夫爱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与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乱亡之道也。不如人罚二甲而复与为治。”[35]
即使真心为祈祷秦王身体早日康复，也不能徇私枉法，不去追究擅杀耕牛的罪责。秦法无私，果真如此！耕牛的数量不仅要靠精心饲养、合理使用、禁止擅杀来维持，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繁衍使其种群扩大。 《秦律杂抄·牛羊课》规定：“牛大牝十，其六无子，赀啬夫、佐各一盾。”成年母牛如果有六成未生育牛犊的，饲养者和管理者都要被处罚。《金布律》又载，有牛“豤生者，食其母日粟十斗”。连母牛“坐月子”的口粮都会通过法令规定，可见秦国保护耕牛、繁殖牛仔的力度之大。
另外，秦简中还有对基层官吏管理耕牛不善问责的规定：“十牛以上而三分一死，令、丞皆有罪。”辖区内如果三分之一以上的牛只死亡，县官要被定罪受罚。
3.水利工程的完善
在前文中曾援引冀朝鼎先生的观点，黄土高原一旦有了充足的水源，以其“自行肥效”的特点，很快就能沃野千里。战国时期，秦国最著名的有两个水利工程，一为都江堰，一为郑国渠。
（1）都江堰。始建于秦昭王末年（约公元前256 ～公元前251 年），是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前人鳖灵开凿的基础上组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由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部分组成，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至今灌区已达30 余县市、面积近千万亩。它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水利工程。
这个灌溉系统的主要工程是灌县的都江堰，它把岷江分成了两条水道，而每一条又支分成很多较小的渠道。这些渠道最初是为着运输的目的而开凿的，但是，一旦开凿成功，也就广泛地应用于灌溉了。“溉田畴之渠，以亿万计。”于是成都平原便号称为“陆海”。都江堰与其有关渠道给人民所带来的利益，并不限于航运与灌溉。在元朝的一块石碑上就明确地声称：“缘渠所置碓、硙、纺织之处，以千万数，四时流转而无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成都平原的富饶及其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就是因为发挥了这一水利系统的作用。[36]
可以说，都江堰至今仍在造福人民，秦国水利的遗泽我们仍在受用。
（2）郑国渠。这个工程颇具传奇色彩，它始建于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 年），史书这样记载它的修建过程：
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37]
开凿河渠原本是韩国的“疲秦之计”，未曾想却为秦国带来了巨大的便利，直接改造了四万余顷盐碱地，且亩产平均达到了一钟（一钟合6.4 石，相当于现在300 余斤）。诚如郑国被识破后所言：“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38]秦王政不计前嫌，并以郑国命名渠名，足见其胸襟。
正是以上水利工程的建成，将巴蜀和关中变成了秦国的“基本经济区”，为秦国的统一战争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粮食和兵力。反观毗邻的荆楚，史载“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39]俨然一副自给自足的清平气象，这样的农业基础根本无法和“秦富十倍于天下”[40]的大国相抗衡，其被征服的命运早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