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抑或是国家？——《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及其再发现
王 勇[1]
内容摘要：王宗礼、刘建兰和贾应生三位学者合著的《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简称《农牧政治》）一书，对关于西北问题的基本学术判断和理论定位意义非常重大，值得深入发掘或再发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农牧政治》的研究设计中，以现代性取向、公民政治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作为作者的基本理论假设和核心理论关切，确实是站在了当时国内政治学的理论前沿，因此代表了在那个时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农牧政治》中的问题意识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为今天的再解读和再发现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这也正是《农牧政治》的魅力所在。从西北地区，可以重新发现中国作为“文化”与“国家”的二重结构：从“农牧兼营”到“一体多元”，可以发现“文化中国”的历史底色；从面向公民政治的“民族国家”建构，可以发现“民族国家”的现代传统。接续《农牧政治》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关切，对中国西北及中亚诸国农牧民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等展开进一步研究，对于夯实“一带一路”之相关基础理论意义重大。
关键词：王宗礼 《农牧政治》问题意识 文化 国家 再发现
中国是一个文化，却假装是个国家，而且是个古怪的国家（Erratic State）。[2]
——白鲁恂（Lucian W.Pye）
天下大治，不分不活，不合不强。[3]
——徐勇
2018 年5 月1 日，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牛铭实教授应邀来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学，当天，牛铭实教授从笔者手里借走了王宗礼教授等完成于1995 年的处女作——《农牧政治》，晚上在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阅读。5 月2日早晨离兰时，牛铭实教授将书还给了笔者（是笔者仅有的收藏保留本），并对《农牧政治》作了如下评价：框架好，方向对，意义大，有前瞻，要顺着这个思路从细节切入继续研究下去。牛铭实教授的一部著作《豆选》，对中国共产党在陕甘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基层民主经验进行了深度发掘；牛铭实教授的祖父牛伯超是民国时期甘肃临洮县的第一任县长（知县）；同时，牛铭实教授还整理出版了《中国历代乡规民约》等重要的关于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文献作品。因此，牛铭实教授对西北地区以及《农牧政治》这本书格外关注是可以理解的。
牛铭实教授对《农牧政治》的好评也印证了笔者多年来阅读这本书的一个直觉判断：《农牧政治》中的关于西北问题的基本学术判断和理论定位意义非常重大，值得深入发掘或再发现。20 世纪90 年代初，在《农牧政治》的研究设计中，以现代性取向、公民政治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作为作者的基本理论假设和核心理论关切，确实是站在了当时国内政治学的理论前沿，《农牧政治》因此也代表了在那个时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从农业问题或农牧问题切入，也抓住了中国政治的关键所在（见图1）。《农牧政治》中的问题意识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为今天的再解读和再发现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这也正是《农牧政治》的魅力所在。
图1 甘肃农业大学校门前的校史文化石刻之一
《农牧政治》尽管也使用了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等所谓的“实证研究”方法，但是，这本书的真正长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质性研究”的优势——三位作者都是土生土长于甘肃农牧地区，对研究的问题有很深的经验体会，写作中注入了浓厚的情感，并将学术研究的“童子功”体现得淋漓尽致；对西北地区基本国情的把脉、描述和定性都相当精确；围绕许多真实的案例与故事来“以事说理”，大量运用“民谚”和“大白话”以增强论证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恰如其分地引用西方经典和中华用典以为“事理互参”，从而完全去掉了那个时代尤其是今天这个时代仍然盛行的教条主义文风和形式化、格式化的叙事体例。因此，二十多年后，再翻开这本书，仍然很是耐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