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与逻辑主线——重新梳理

《农牧政治》的问题意识与逻辑主线，在书中的导论部分有明确的交代。“从西北地区农牧民的整体状况看，它既有着和整个中华民族农牧民一脉相承的共同传统和一般属性，又有着不同于我国其他地区农牧民的特殊个性，是中华农牧民一般性和西北地缘特殊性的统一……其中的特殊性，主要的有：生产方式更加落后，所处地域更加封闭，观念更加滞后和陈旧……西北地区的农牧民群体的结构较为复杂，价值观的多元化色彩明显……西北地区的农牧民生存条件更加严酷，生活水平更为低下，受教育水平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我们的研究试图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要说明西北地区农牧民的政治行为从总体上说是我国实现民主政治的深层障碍；二是通过西北地区农牧民政治行为的描述性分析，为预测、引导、调控农牧民政治行为服务。为此，我们认为西北地区农牧民的政治行为要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相吻合，必须实现向理性化的转变”。^[4]

可以看出，现代性取向、公民政治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是《农牧政治》的基本主线和理论假设。其中贯穿全书的基本主线，从实质上透视，是非常清晰的，只是《农牧政治》在其中的个别章节，没有能够完整地表达出来，因此，有必要在这里重新梳理一下。

第一章的内容是“独特的地理和人文背景”，从西北地区的历史人文地理和经济生产方式来看，可以把广义上的西北农牧民分为三种类型，即农民、牧民（包括游牧民）和农牧民（半农半牧民）。从这样的分类看，《农牧政治》中的“公民”，则是一个完全现代性的概念，当将其与前面的三种类型置于一起研究时，则有“时空压缩”的性质。虽然严格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并不与特定的经济生产方式或职业联系在一起，但是，“公民”却与后来出现的城市市民或中产阶级有密切的联系。

当然，“公民”的核心含义还是指认同民族国家的具有独立人格和权利意识的个人或自然人。总之，将农民、牧民（包括游牧民）、农牧民（半农半牧民）和公民这几个概念放在一起讨论时，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时空压缩”的性质显著——从历时性上看，农民、牧民（包括游牧民）、农牧民（半农半牧民）可以视为是公民的历史前身，而其中的农牧民又是农民和牧民（游牧民）的历史前身，或者说，农民和牧民（包括游牧民）是从农牧民这个源点处分化出来的（农牧民是农—牧大分化之前的生计形态）；从共时性上看，农民、牧民（包括游牧民）、农牧民（半农半牧民）和公民也可以出现在同一时空之下，比如将“公民”更多地与城市市民或中产阶级联系起来时。

如上所述，如果从西北地区的历史人文地理和经济生产方式的角度，将西北农牧民分为农民、牧民（包括游牧民）和农牧民（半农半牧民）这三种类型的话，就应该把这个分类主线贯穿全书。比如，第二章中的内容是，讨论政治人格类型及其演化顺序：从臣民、草民、牧民到公民。从表象上来看，这是一个标准尺度不统一的分类，因为这个分类把认同标准或人格独立与否的标准与生产方式或职业类型混在一起了，当然也把共时性标准与历时性标准混在一起了。但是，从实质上来看，上述的分类还是有统一标准可循的——臣民实质上更多是指农民；草民更多与农牧民（半农半牧民）相联系；牧民中包括了游牧民；公民的典型主体是城市市民（有城市户口的居民）。

依此标准，第四章中的政治认同分类，即家族认同、部落认同、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也应有特定的职业身份依托：农民（臣民）更多与家族认同和国家（家国）认同相联系；农牧民（草民）则表现为“混合认同”“叠加认同”“文化混血”或“机会主义”型认同；牧民（游牧民）则更多与部落认同、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及其对国家的“叠加认同”相联系；市民（公民）从理论上主要与国家认同相联系。最后一章是政治行为的理性化，从政治认同的视角讲，理想目标应该是把上述的各种类型的政治认同导向以国家认同为主导的“叠加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