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对法律人才的任用

金朝草创之际，法令典章的制定工作显得尤为紧迫，金朝宗室的一些博学之士，先后被朝廷重用，成为金朝历史上的第一批法制建设者，如完颜宗雄，史称，凡金国初建，立法定制，皆（宗雄）与宗干建白行焉。^[5]随着金朝战争成果的不断累积，一些汉族、契丹族的知识分子逐渐被纳入金朝的统治集团，部分汉族文人士大夫帮助统治者完备法律制度、参与典章制定，对于金朝日后的封建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太宗时期的宰相韩企先，金史称，本朝兴国以来，宪章法度，多出其手。^[6]

熙宗、海陵年间是金朝中原化、封建化的转型时期，也是金朝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奠基时期，由于战争的持续和朝政的紊乱，统治者对法律人才的关注一直较少，但仍有一些官员因熟悉律令，治理得当而得到朝廷的认可，如大兴安次人刘徽柔，史称其“明敏，善听断”，先后担任真定栾城主簿、开远军节度掌书记、洪洞令等官职；再如金朝静难军节度使张中彦，在其任职期间秉公执法，深得民心，史书记载，（有）郁远人，家贫无能赴告者，中彦力为正其罪，竟置于法。^[7]

随着国家政权体制的逐步规范化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好转，金朝迎来了它的盛世——“大定之治”和“明昌之治”。在这一时期，统治者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也日渐迫切，如金世宗曾向大臣咨询，“迩来犯法者众，殊不闻有能者”。^[8]金朝国家机关中的“法律人才短缺”现象，大致可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方面，金朝统治者比较重视政府机关内部的法制建设，上至中央的省、监、寺、部，下至各府各州、各猛安谋克，都普遍设立了如“知法”“检法”“抄事”等专掌法律事务的官员，以金朝的中都大兴府为例：（府）设知法三员，从八品；女直一员、汉人二员，掌律令格式、审断刑名；抄事一人，掌抄事目、写法状，以前后行吏人选。^[9]针对“知法”“知检”等一些特殊职位，朝廷还明确规定必须由律科及第者担任，如史书记载：（知法、知检）除授，旧授扎付，大定三年始命给敕，以律科人为之。^[10]大量法律职位的设立，带动了朝廷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作为开明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以完颜雍、完颜璟为代表的金朝统治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确保“绝对不公正”下的相对公正，对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的基层法制建设较为关注，重用提拔了大量“精通律例”的干吏，如金世宗时期的重臣移剌道，因为熟习律令而被世宗褒扬并加以重用，虽已年过六十而不准其致仕；大兴府宛平人丁暐仁，以善于治理“斗讼”而著称，其在担任迁安县令期间，前令罢耎不事事，群小越法干禁无所惮，暐仁申明法禁，皆屏息，或走入他县以避之，有董佑者最强悍，畏服暐仁，以刀断指，誓终身不复犯法。^[11]又如金章宗年间的蒲察通，史称其“明敏才干，正掌法之官”；^[12]宗室贵族完颜守贞，史载其“通法律，明习国朝故事”，时金有国七十年，礼乐刑政因辽、宋旧制，杂乱无贯，章宗即位，乃更定修正，为一代法。^[13]此外，如世宗年间的阎公贞、李完；章宗年间的马琪、宋浦等人，也都以“精习法律”而名噪一时，受到朝廷的拔擢和重用。

自章宗泰和年间以降，突如其来的天灾和日益腐败的朝政，逐渐将王朝推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在北有新兴的蒙古帝国虎视眈眈、南有红袄军起义如火如荼的严峻环境下，统治者不但做不到励精图治，反而继续腐化堕落，一步步走向覆亡。特别是自宣宗南迁之后，朝政败坏、法令混乱的情况更是变本加厉。金王朝统治者在自身摇摇欲坠、焦头烂额之际，对法律人才的选拔自然变成了一纸空文。但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官员因熟悉法律而受到提拔，如山东人张行简，其静为务，庶几万分之一。^[14]不过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金王朝，早已是法度不行、朝政紊乱，偌大的帝国只能在盛世的余晖下苟延残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