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中的“家”与“国”

聚焦西北的“乡土社会”，不仅凝聚着作者们的“家与国”的“情结”、对“乡土社会”的无限热爱和依恋，而且也充满着对乡土社会的改变和对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殷切期待。以“生于斯，长于斯”的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为研究对象，是家国情怀的一种表达。作为出生于、成长于“堪称中国最贫困落后的西北农村”的一分子，心灵深处不断地被农民的艰辛困苦、朴实无华，孤立无援、狡黠狭隘等特质所激荡，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烙印，总存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13]而面对这些，事实上也是对知识人的灵魂拷问，为何“如此逆来顺受、保守胆小的农民一次又一次成为中国改朝换代的重要力量”？^[14]所以，“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社会，也就更谈不上了解中国政治”。^[15]“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启示”揭示了“中国政治生活的底蕴”，即“农民性”。这既是中国农耕文化的特点，又是中国文明的特点，显示着当代中国与现代化的距离。

西北之地不管在文化上还是战略上，在中国几千年来都非常重要。作者深切地体会到了西北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又无奈地看到了西北“山高皇帝远”的落寞。只能以政治学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和“现实政治的责任”来关注这片乡土，以引起国家的重视，“为现实政治服务”。^[16]“西北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其中陕西和甘肃的部分地区还曾经是中华民族活动的中心地带，有着发达的农耕文明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但这一地区又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是历史上民族融合和民族冲突的重要场所，也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要冲。因此，就这一地区农牧民的整体状况看，它有着和整个中华民族农牧民一脉相承的共同传统和一般属性，又有着不同于我国其他地区农牧民的特殊个性，是中华农牧民一般性和西北地缘特殊性的统一。”^[17]

但深入大西北，现实却让人无奈。交通闭塞，环境艰苦，经济文化落后，多民族多元文化，政治方面“山高皇帝远”，尤其相对东部沿海的快速发展，西北部发展缓慢不前，更让人不得不担忧和揪心。“生产方式更加落后，所处地域更加封闭，观念更加滞后和陈旧。”^[18]东南沿海一带，新思想、新风气、新潮流、新观念、新教育都在不断兴起，但“西北地区仍然在传统的樊篱中步履蹒跚、踯躅不前”。而西北农牧民“在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人生观方面，在受自然经济所规定的保守、封闭方面，在对社会政治的大一统意识、忠君爱国意识、清官期盼意识、重义轻利意识等方面，都与其他地区的农牧民有着很大的一致性”。“西北地区的农牧民似乎更痴迷于过去的传统，更不愿意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地。他们对外面的天地羡慕但却止于无奈，缺乏追求的勇气和激情，对于自己的现状虽不一定知足，但却不去改变。命定观、迷信观非常普遍。”^[19]

这种直面乡土社会的“生态”需要一定的勇气和魄力。这种甚于解剖自己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感不仅仅是个人的良心发现，更应该是学术共同体学术伦理的基本共识。这又何尝不是理性的政治行为呢？这里的山水草木，这里的村社乡民，爱之切，恨之切。本书声明：此研究“与我们的经历有关。我们都出生于堪称中国最贫困落后的西北农村。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基本上是在农村度过的”。^[20]更为主要的是“农民的艰辛、困苦，农民的质朴、无华，还有农民特有的狡黠、狭隘等，在我们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农村‘情结’留存心中，需要加以梳理”。^[21]事实上，这种“主观式”的出场并不影响理性客观的分析与研究，恰恰是学术真诚的“价值中立”。相对落后的西北社会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最短的板”，映照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走了多远，也是中国革命所追求的目标和结果，更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证明。但作为西北人，应该为国家、民族、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尽一份力，这也可以从作者后来持续不断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予以证明。例如：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以及西北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研究^[22]；强化各民族的“国族”意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各民族的利益共同体的研究；新时期构建西北地区和谐民族关系的研究^[23]；族际政治整合，政治与文化认同，公民身份的认同以及公民教育等研究^[24]；还有后发多民族国家在政治发展中应当把国家建构作为优先主题，努力培育国家认同、促进政治整合、提升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建设现代国家制度体系并适时推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25]这些都无不体现了一种殷切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其根本原因在于作者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政治生活最终离不开农牧民理性的政治行为。他们理性的政治行为一方面是国家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标志之一，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广大农村的现代政治生活的全部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