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法”的展现

在徐忠明教授看来，情理法是由“情罪相符”引申出来的，就是“移情就法”的司法裁判手段。“移情就法”实际上是明清时期地方司法官员非常重视的一种审判技巧，有关办案指南手册还专门讨论这样的技巧。在当时颇为流行的幕学手册《刑幕要略》《居官资治路》《审案拟式》里都有这方面的论述，其中个别提到了“办案要晓得裁剪”的技巧。而“裁剪之术”包括，其一，必须预先打算案件的出路和死穴；其二，根据相关法律确定剪裁的内容；其三，为了达到预期目的，对各类证据精心剪裁，甚至伤痕和验尸报告都可以剪裁。这样一来，州县司法官不仅能把案件制作成为天衣无缝的铁案，而且又有峰回路转的余地，既不怕两造翻案，也不怕上司驳案。^[16]。清代的著名幕僚王又槐也是深谙此道，在《办案要略》中对如何制作呈上级过目的“叙供”的描述，而透露出地方法官如何达致“情法相平”的奥妙。他说：“叙供以律例为主。案一到手，核其情节，何处更重，应引何律何例，犹如讲究此章书旨，重在何句，此一题旨又重在何字也。情重则罪重，情轻则罪轻，若罪轻而情重，罪重而情轻，牵扯案外繁冗，干碍别条律例。”“一切则当因时因地，顺乎人情，参诸条例，设身处事，不可徒执己见，擅逞其才”。^[17]在《幕学举要》中说：“自理词讼，批断不防详尽。能将两造情伪指出，则直者快，曲者畏，渐渐心平，可以息争，亦使民无讼之一道。”^[18]为什么以息讼为上呢？“州县为亲民之吏，与上司体统不同，词状不防多难。身为父母，膝下之勃溪，岂有漠不关心之理？”^[19]表面上，原因在于州县官乃民之父母官，当然要把百姓纠纷当作自家家务纠纷一样，尽力作和解的工作。但是其真实的原因却是避免当事人上控引致上司驳诘：“且一经上司控准发审，又多一事。总要随到随审，严察晋役人等，无留难需索诸弊，则自无拖累。至于虚囊听断，不在刑求，静创其是非，如入人之家室而为之排解，民之食德无涯矣。”^[20]

汪辉祖曰：“人情风俗尚各处不同，入国问禁，为吏亦然。初到官时，不可私心判事，盖所判不协舆情，即滋议论。持之于后，用力较难，每听一事，须于堂下稠人广众中，择传老成数人，体问风俗，然后折中剖断，自然情法兼到。一日解一事，百日可解百事，不数月诸事了然，不惟理事中肯，亦令下如流水矣。”

这段话非常精辟地指出了为官一任的核心“标准”——“情法兼到”。“情法如何兼到”，要求每面对一个案件时，司法官要仔细体味案件事实与所引例文的内在关联性，以及彼此之间的差异性，诸如事实的具体情节、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以及社会危害性等，再做出裁量。情理与法的关系相得益彰，互为表里，基于此所形成的类似于现代的一系列法律原则和法律原理，都成为传统司法官对情理的探求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