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缘起与政治体制改革

现代化反映着“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4]自18 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率先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跨越，其标志符号是“机器时代”的到来。这场以“蒸汽机”的使用与推广为先导的史无前见的工业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引领和主宰了世界的近现代化轨迹，并深刻影响和建构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直到现在，其表征为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以及美国9 个国家沿着不同的现实理路和实践坐标，以风云激荡之势相继演绎了大国登上世界政治舞台的精彩一幕与崛起图景。而一些国家对现代化的憧憬与期待孕育起“满怀希望的革命”^[5]心理，体认了其现代化布满荆棘的艰辛历程，渴望摆脱“传统社会”藩篱束缚，试图以全新的现代化姿态跻身主流国家之列。^[6]同时，竞相将现代化作为一项全球趋势和国家政治战略来经营。

其实，从现代化的缘起可以发现，现代性是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结果，是新制度和新价值观念的化身，同时它又是无穷变迁的一个新阶段”。^[7]现代化表征为多维政治参与有序扩大。政治体制整合核心指向民主，当秉持“以人为本”理念。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整合实践表明，我国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始终秉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普遍理念，始终坚持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始终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视和加强党的建设，着力于不断提升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8]同时，要进一步简政放权，着力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继续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继续推进财税、金融、价格、科技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另外，我国一元化的“1+8”体制的领导制度长期延续是缘于“大一统”的集权主义文化观，苏联体制是其理论渊源和参照模式，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思想转变不彻底是其现实大背景，是党的集体领导与民主制度弱化等历史、现实和传统的自然选择结果。西方国家的精神力量来自于国家意志、宗教信仰和职业精神。而我国主要是依靠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和科学精神浇灌。新时代，我国存在社会结构断裂性元素，主要是缘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权力运行边界不明，以及过多干预微观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和贫富差距拉大，阻碍了创新和公民社会构建。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借助于一个制度化的公共利益平台来整合各种利益，能够为超越狭隘地方观念的忠诚和认同奠定基础，成为维系各种社会整合力量的纽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全喜教授认为，当前我国有关民主政治理论内涵五种模式分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理论或自由民主理论、左派激进主义民主理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以及新近流行的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审议民主理论。而民主政治建构“公民社会”的前提和应有之义就是防范权力垄断导致社会专制，实现价值认同是政治稳定的根本支撑。^[9]总之，我国政治领域改革是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架构为前提，以行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管理体制革新，是以助推政治制度完善，调整社会关系与缓解社会矛盾，提高政治整合效能，推动“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且充满活力”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理想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