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行为与政治社会

政治学家们自古就重视对政治行为研究。这与政治行为与政治社会生活是高度相关有关。“人生来就是政治动物”。马克思·韦伯也强调政治行为的经验研究，“个人及其行动是基本单位，是社会的‘原子’”^[26]。政治行为主义侧重于探讨“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而不像传统政治学那样注重探讨事物的本质”^[27]他们认为“政治的真实内容应当是政治体系内部的活动和其围绕制度展开的行为”^[28]。一般地，有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行为。人的行为首先取决于它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本质上取决于所处的社会关系。《西北农牧》的研究者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研究政治行为有利于科学地描述和认识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揭示政治过程的动态特征，了解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深层结构^[29]。对农民政治行为进行历史性多学科多视角的考察，不仅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农民、了解中国国情，还可以揭示中国政治过程的动态特征，了解中国政治的深层结构。政治过程实际上是政治行为的互动过程，政治结构在本质上也是政治行为的互动结构，农民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从中国西北的农牧民的政治行为来观察中国政治生活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学术的前瞻性。 “窥一斑而见全豹”，及时及早地发现了“三农”问题，发现了我国农村社会和农民的状况堪忧。就是在今天，这些问题依然没有很好地得以解决。“农民的转化、分化和重组持续进行，困难丛生”，“农民正处在空前的躁动中”，“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日益突出。”^[30]同时，从国家方面来看，“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停滞的农村社会造成了连锁反应。一石激起千层浪，农村社会的多元化格局正在形成，农民中蕴藏的能量开始释放，传统农村社会的整合机制遇到了现代力量的挑战，农村改革中的政策效应开始递减，农村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开始暴露，农民不满足现状的情绪正在滋生。”^[31]那个时候，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难问题、民工潮问题、农民负担加重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农田撂荒、粮食播种面积下降问题、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无力问题、宗教问题、封建迷信活动蔓延问题、农民集团犯罪率和个体犯罪率上升问题等，都是“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这些问题的汇合和集聚，在农村社会形成了一种涌动的潜流，构成了对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威胁。而这种种问题的此起彼伏，实际上左右和反映着农民的政治和社会态度，并通过农民的政治和社会态度而对现实政权和政治运行产生影响”。^[32]所以，“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问题是稳定问题”^[33]。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主要部分，国家的管制成本不断提高。

事实上，这些都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农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对于社会稳定与发展具有不可小视的作用。对于身处现代化进程中的各个后发国家来说，农民始终是他们首要关注的因素。亨廷顿警告人们：“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相对于‘常数’的城市来说‘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34]“如果农民默许并认同现存制度，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如果农民反对这个制度，他们就会成为革命的载体”^[35]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谈及法国小农时就指出：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36]。这也是政治社会矛盾的方面，农民在国家的地位很重要，但这一群体怎么能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思想家们感到困惑。莫斯卡所说“在所有社会中——从那些得以简单发展的、刚刚出现文明曙光的社会，直到最发达的、最有实力的社会——都会出现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另一个是被统治阶级。前一个阶级总是人数较少，行使所有社会职能，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而另一个阶级，也就是人数更多的阶级，被第一个阶级以多少是合法的、又多少是专断和强暴的方式所领导和控制。被统治阶级至少在表面上要供应给第一个阶级物质生活资料和维持政治组织必需的资金”^[37]。“谁不了解农民，谁就不了解中国国情，谁不研究农民，谁就无法了解中国政治。”^[38]随着中国经济大力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较快，西北地区属于“后发型”区域，既受到全球化进程的冲击又受到国内“先发型”地区的挤压的双重挑战。这就需要改变集中计划型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所带来的局面，需要国家进行战略上的大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2000 年，中央政府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39]来支持西部的发展。现实政治和政治现实深刻地影响着农牧民政治行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政治社会化的缺失又更大的作用于人们的政治行为。作者关切地呼吁：市场经济是理性的政治行为的现实起点；发展教育事业是理性的政治行为的有力杠杆；政治体制改革与理性政治行为密切相关。^[40]“中国需要民主化，民主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要通过不懈的努力来引导、促进农牧民，甚至全国人民的理性化趋向，那才是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标志。”^[41]

所以，研究中国农牧民的政治行为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这一切，离不开农牧民的理性的政治行为来实现中国现代化。但离开了对农牧民政治参与的训练、充分的政治社会化的培育，“山高皇帝远”的政治社会化缺失^[42]又带来了理性化的困难，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