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鲑鱼洄游”与“西北情结”——西北人文地理学启示之二
如果说，农牧互动是文明发生的内动力，那么，聚散互济，则是文明持续的内动力。相对于中原地区的低纬度低海拔，西北地区是高纬度高海拔地区，其“广袤而狭小的生存空间”，与中原地区“绵延而密集的生存空间”之间形成了一种空间结构上的竞争性互补关系，这也正是文化中国的“地理构成”或“空间形状”。“广袤而狭小的生存空间”，通常孕育“强合作，弱竞争”的文化；“绵延而密集的生存空间”，通常演变出“强竞争，弱合作”的文化。两者互补，才是理想状态。
从这里，似乎可以揭示出国史上之“西北情结”的秘密所在。众所周知，国史上对于“西北情结”有许多表述，兹摘录部分如下：“大事于西”“天道多在西北”“西北为天门”“肇国在西土”“有大艰于西土”“三代中东胜西之事少，西胜东之事多”（傅斯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六国年表》）、“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宋史》巻三百五十八《李纲列传》）、“有圣人出，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刘献廷）等。[34]
“两点一存”，可以说是最新版的“西北情结”。2009 年6 月7 日，习近平同志到甘肃庆阳视察时，明确要求，“对南梁的革命历史一定要好好研究”，要突出两个方面：一是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这片热土孕育了革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二是陕甘革命根据地“是‘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这就是著名的“两点一存”。2015 年2 月13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时强调，陕甘宁革命老区在我们党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它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党带领人民军队奔赴抗日前线、走向新中国的出发点。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从毛泽东的革命地理学和救国地理学思想中，也可以概括出“西北情结”的奥义所在。在毛泽东著名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中，地理分析是起到关键作用的。首先，他强调中国在地理上是一个大国，也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到，“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国，游击战争只是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些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那就当然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充满回旋余地，所以“红色政权”能够在某一类地理地带存在。另外，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不仅是阶级选择——贫苦的农民，也有地理选择——反动力量薄弱的“边区”。[35]这样的革命地理思想，其用武之地，当然要首选西北地区之“广袤而狭小的生存空间”，而不可能是中原地区“绵延而密集的生存空间”，因为后者没有“回旋余地”。
陕甘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成为“两点一存”，与黄土高原独特的地理地形特点密不可分——小台塬与大沟壑构成了一个“千塬万壑”的空间地理格局。这里“生地”多，但“死地”少。孙子兵法上讲，“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死地”的定义是“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无所往者，死地也”。即无法逃生之地，拼死一战则生，不战则无所逃也。“生地”是可以逃生之地，不须死战，有回旋余地。“视生处高”是处于顺势。因此，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利的征兵、养兵和用兵之地。此外，攻位于汭，屯耕黄土地带，也是中国大历史中军事地理上的常胜之道。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黄土，虽然略逊黄河金三角，但却胜于井冈山，从而为“军民大生产”及“自给自足”提供了基础条件。这里属于农牧交错地带，也是拉铁摩尔指称的“贮存地”，是大历史中“南征北战”的地理枢纽。这里也是雷殷所谓的“内边疆”——“地非边隅，岂成边疆？”，以及斯科特所谓的“弱国家空间”——“远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心”。同时，这里还是伊恩·莫里斯所谓的“次幸运纬度带”。总之，在当时的历史地理背景之下，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能占领的唯一的“形胜之地”，是天时、地利、人和兼具之地。
事实上，从生物地理学的视角看，“鲑（归）鱼洄游”就是为了获得生存和繁衍的“回旋余地”或“冗余保险”。鲑鱼的“鲑”可谓一字双关——归家的鱼。鲑鱼的生存本能告诉它：上游以生，下游以养；散以归家，聚以入海。凡断此洄游者，自绝其繁也。明知逆流洄游至上游是一个悲壮的征程，但也是义无反顾，逃离大海大江，是为了“反拥挤”，是为了“向死而生”或生命系统的“重启”。这样一种生物地理学的道理，与人文地理学的道理，其实是相通的。西北与中原，是一种疏密结合的地理文化板块——西北疏，东南密，因此有了战略回旋余地，所以成了后来的“西北抗战大后方”，也就不难理解了。另外，汉字“西”中便含有阴阳交合而生之意；汉字“东”（東）中则含有太阳始升草木繁荣而养生之意。加之一年中太阳运行而引起的“东以过冬，西以避暑”之规律，那么，东—西之间的这样一种周期性互动，便蕴含着文明发生的“元动力”结构之谜（见图4）。
人在中原，心系西北，这就是“西北情结”，因此，“西北情结”的对应面就是“中原情结”——实质上是“中原诱惑”。中原的繁华和富饶，是一把双刃剑，在养育众生的同时，也会腐蚀众生。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多次提到了奢侈的危害性，“奢侈又伴随着城市的扩大而发展，尤其是首都的繁荣。因此，奢侈是与国家的财富、私人财产的膨胀以及集中于某些地区的人口增长相联系。人口越集中，人们越具有虚荣心，越想在细小的事情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人口的极度膨胀使居民彼此互不相识，则人们出人头地的虚荣心也会加倍膨胀，这是因为有较多的成功机会在等待着人们。由于奢侈给予人们以这种希冀，所以，每个人都装出身份优越的姿态”。[36]“建文帝曾说：‘我们如此奢华，连老百姓不得已出卖的男女小孩的鞋上都要绣上花。’众多的人为一个人制作衣裳，这难道是帮助众多缺衣少穿人们的办法吗？十个人坐吃由一个农民在土地上劳作的收获，难道是使众人免于忍饥挨饿的方法吗？”[37]这就是中原的“致命诱惑”！“西北情结”体现在生活方式上是“俭而且慷”，是一种归家心态，不存在所谓“诱惑”。
图4 中国西北—东南人地分布上的战略“回旋余地”（以“胡焕庸线”为对角线的一个抽象示意图）
另外，科层优劣与人口规模之间也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科尔指出，“社会规模”（social size）又一次被认为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社会规模过大，内部腐败的风险会随之增大。阿罗提出了“最优科层”理论——当组织或社会结构偏离最优科层时，只有两类情形，其一是科层高度偏低（“过于民主”），其二是科层高度偏高（“过于集权”）；组织理论的基本问题是：从底层到顶层的信息传送距离越长，信息因“信道噪声”而扭曲“失真”的程度就越高，从而决策失误的概率也就越高。这就是说，高密度聚居在平原地区的超大型社会很难形成并持续维持一种“最优科层”，官僚制的积弊始终挥之不去——正如孟德斯鸠所虑“坐享其成者日众，辛勤劳动者日寡”。对此，如果有一种时空结构上的防范或化解机制，无疑就是一个人口规模超大型国家的幸运所在。中国西北—东南人地分布上的战略“回旋余地”（见图2），正是中国的国家之幸。
西北的人文地理学，呈现出的是一种“多中心网络”或“去中心化网络”，有着类似于“区块链”的功能。架构和治理上的去中心化为区块链带来三个好处：容错性、抗攻击力和防合谋。构筑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的网络，被认为是自然产生的拥有多个中心点的随机网络。这种网络的构造，正是解释从微观世界到宏大宇宙，包括一切自然和社会神秘理论的关键所在。“多中心网络”或“去中心化网络”，与“部落社会结构网络”是通约的。由于“部落社会结构不可能达到高度文明，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又不可能成为自由的社会”，因此，如何使两种社会结构之间实现优势互补，其实正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梦寐以求的，不过这些国家很难从本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寻找到“智慧的灵感”或“米提斯救援”。但是，在中国却有这样一种活着的“文化时空体”——西北与东南（中原）之间的人文地理互动结构。这样一种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地理学——真正的“大块文章”[38]，正是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独特战略文化资源所在，亟待我们的深度发掘和创造性利用。
【注释】
[1]作者简介：王勇（1968—），甘肃金昌人，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律师。主要的学术研究兴趣领域是西北法律文化、法理学、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2]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3]刘建兰、王宗礼：《中国西北民族地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4]王宗礼等：《中国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5]贾应生、王宗礼：《中国西北地区社会现代化的困惑与出路》，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6]丁志刚、王宗礼：《西部开发与我国地缘经济安全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7]2018 年11 月，笔者在河西学院法学院和甘肃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两校作了《国史上的“西北情结”及其法律地理学解释》和《“二点一存”的革命地理学蕴含及其法文化解释》的讲座，又加深了对宗礼导师代表作《农牧政治》之开拓性思想的理解。
[8]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载《地理学报》1935 年第2 期。
[9]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4 页。
[10]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4 页。
[11]唐晓峰：《当代学人精品唐晓峰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
[12]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6 页。
[13]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0 页。
[14]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1 页。
[15]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5 页。
[16]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1～42 页。
[17]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1～42 页。
[18]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58 页。
[19]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2 页。
[20]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3 页。
[21]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4 页。
[22]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3 页。
[23]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8～50 页。
[24]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0 页。
[25]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1 页。
[26]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2 页。
[27]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2～53 页。
[28]蓝寿荣：《原野中的城堡——欧洲行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29]唐晓峰：《当代学人精品唐晓峰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70～71 页。
[30]何炳棣：“中国文化的土生起源：三十年后的自我检讨”，载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395～396 页。
[3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 年版，第4～5 页。
[32]唐晓峰：“国家起源的‘地理机会’”，载唐晓峰：《新订人文地理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版，第29 页。
[33]唐晓峰：“国家起源的‘地理机会’”，载唐晓峰：《新订人文地理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版，第30 页。
[34]刘乃寅：“何以西北？——国史上的西北情结的渊源”，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 年第4 期。
[35]转引自唐晓峰：“毛泽东的革命地理”，载唐晓峰：《新订人文地理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版。
[3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6 年版，第116 页。
[37]［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6 年版，第121～122 页。
[38]“大块”，即大地；“文章”，指错综的色彩花纹；“大块文章”当然就是大地上的斑斓景观。将山川大地的景观看作“文章”，是中国地理文化的一大传统。参见唐晓峰：“大块文章”，载唐晓峰：《新订人文地理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