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西北学人绕不开的“西北情结”

早在20 多年前，王宗礼等教授从政治学学科视野出发，较早地介入研究西北地区问题，认为“这一地区既有着和整个中华民族农牧民一脉相承的共同传统和一般属性，又有着不同于我国其他地区农牧民的特殊个性，是中华农牧民一般性和西北地缘特殊性的统一”。^[2]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民族宗教状况、地缘政治经济特征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讲，西北地区是我国较为独特的政治战略区域。^[3]由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府的权力是在一个特殊的时空环境下运行的，这一时空环境的主要特点是地域广袤、人口居住相对分散、通讯不便、交通不便，越是上一级政府，权力辐射的空间距离越远，其权力下乡的成本也就越高（此即所谓“山高皇帝远”）^[4][5]。同时，乡村社会流动现象的普遍存在，给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发展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对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又提出新的挑战。抑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负向后果，发挥其积极功能，核心在于创新制度。^[6]西北地区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跨国民族因素、跨国宗教和教派因素，使得能否实现这一地区的有效治理和良性发展，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确保主权独立，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王宗礼教授所言，他们都出生于堪称中国最贫困落后的西北农村。农民的艰辛困苦，质朴无华，抑或狡黠狭隘等，在作者的心灵深处总是存留着一种“剪不断” “理还乱”的农村“情结”。^[7]这种“西北情结”是政治学研究者绕不开的永恒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