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国家意识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逻辑地反映了个体的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根在哪里，反映的是个体出生的“根”。如果只宏观片面地强调国家意识的构建，而不去探讨身份认同，这种国家意识就缺少根。
身份认同的两种观点分别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主观主义的观点也被称作“原生主义”，即身份认同是原始就有的，不以其他族群为参照，是一出生就带上的，是最自然的情感关联。通过族群传承对族群的归属是最基础的、最具有决定性的归属。客观主义的观点认为一个人具有真实的身份认同，必须与文化、领土相联系，由客观存在的语言、文化、宗教、集体心理所决定。对于主观主义来说，身份认同是一个通过想象出来的共同体决定的一成不变的身份。客观主义则把身份认同完全等同于环境的产物，是机械式的被环境决定的被动产物。我们所说的国家意识建构中的身份认同既不是主观主义的产物，也不是客观主义的产物，而是在社会关系中产生的一种社会建构而非给定之物，是与人的主观选择性相联系的客观环境的产物。
新时代，应该注意构建三类中华民族国家意识的身份认同。
第一类身份认同的构建就是对生活风格的基调的认同。美国社会学家弗里德曼把这个认同称作是“最小的认同”。这个认同就是颜元提出的“惟平易以度艰辛，谦和以化凶暴”。[7]这种携带在血液里的文化认同可以说具有众所周知的族群性特点，这是历史传承下来的、祖祖辈辈都是如此的生活模式和生活风格的体现，可以用生物遗传和族群遗传的概念表达。大家都这样生活，我也不能例外，就是这种身份认同的最直接的生物遗传的表达、最族群性的历史表达。这就是说对生活风格的基调的认同由历史、族群、遗传、环境等诸多难以更改的惯性因素和历史因素决定。
第二类身份认同的构建就是对个人所在的族群的认同。这个认同是一种辨认式的认同，是区别于公民社会中的国家认同的一种实体性的认同。这种分辨通过细分个体在文化上的特殊性完成。这个阶段的身份认同的文化特征是“刻”在每个族群的个体的语言、思想、服装、举止、行为和身体上且一眼就能够辨认出来的图像。
第三类身份认同的构建就是对个人所在国家的认同。这是由身份的多样化认同决定的更高级别、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认同，也是以上述认同为基础的共生性、共识性和共感性认同，是多元向一体回归的认同。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的不同点就在于族群认同“分”的色彩较为浓厚，国家认同“合”的色彩较为浓厚。在这一类身份认同的构建中，族群与族群的边界被国家认同所撤除，各民族成员均由文化上的“差别人”上升为文化上的“平等人”。就其历时性的时间维度和共时性的空间维度看，这个认同不仅表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情感的传承，而且表现了革命红色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入。这个身份认同表现为鲜明的历史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凝结为礼治文化统治模式的个人形态。
通过这三类身份认同所构建的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其核心部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4 年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8]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对新时代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的新表述、新观点、新思想。我国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都决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势，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中华民族美好生活的根本保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则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和“铸牢”虽然只是两个字之差，但是，其含义则有明显不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领会其不同点，把握蕴含其中的深刻意义。“培育”指的是培养和教育，“铸牢”指的是在培育基础之上的固定、稳定和进一步发展。很显然，“铸牢”是一个在培育基础之上的新的要求、新的表述、新的实践，含义比“培育”更加深刻丰富，所指更加明确具体、所要求的标准更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就是要表明中华民族只有一个。1902 年，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提出“五族共和” “五族一家”理念，他认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9]这一时期，“五族共和”成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然而这一思想在军阀混战的政治环境中无法达到族际整合的政治目的，并且中国除上述五个民族之外，还有其他民族存在。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研究》[10]中提出“中华民族”概念时，梁启超并没有对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做详细的阐释，碍于对“中华”和“民族”两个概念理解的局限性，这时他所指称的“中华民族”还只是由华夏族发展而来的汉族。这一时期，中华民族观开始形成，并逐步成为中国这一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思想基础。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日本帝国主义既从政治实践层面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鼓吹华北五省自治，又从政治理论层面炮制了“满蒙非中国论”企图肢解中国。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学界志士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为基础对“满蒙非中国论”进行了驳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这一观点得到傅斯年、白寿彝、张维华等人的支持。顾颉刚认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11]傅斯年认为：“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操统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实的事实。”[12]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的观点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费孝通也清楚宣传“中华民族是一个”。为了反击帝国主义假借“民族自觉”分化中国的图谋，团结国内人民一致抗日，他认为，防止敌人的分化不是主观地消弭民族（不同的文化、语言、体制、团体）间的分歧，而是要健全自己的组织，使国内各文化、语言、体质团体都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权利，这样大家才能在统一的政治体系中获得切身利益，进而维护整个政治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形成的，是相互依存、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政治和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超越了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范式，也超越了中国历史上“天下—国家”的文明体系建构模式。
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华民族国家意识的巩固和发展。国家意识是指一国的公民对自己这个国家基于自信的身份认同基础上的情感与心理认知、认同意识的总和。它是国家主人翁责任感、自豪感和归属感的一种强烈体现，是现代国家的一种重要“软实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国家哲学表现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爱国主义思想和感情的建立，国家意识体现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正是爱国主义思想和感情的表现。这种现代国家竞争的一种重要“软实力”是国家统一稳定、民族团结安定、社会进步的源泉，是复杂形势下维系国家信念与意志的根本。
国家意识在个人层面的心理表现就是“归属感和自豪感”，这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求。这里的第一哲学意指一个人应认为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是自己生活所依持的国家，同时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该国的一分子，将自身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对国家的发展有着发自内心的满足与骄傲。
由于互联网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已经使得“平常的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崩溃了”，[13]各种新技术把批量生产和批量复制相结合，可以生产出来各种各样的“几乎是个性化的产品”，而不是19 世纪、20 世纪以来商业化的定制、定型的千篇一律的生产和产品，一些古老风格的产品甚至可以很廉价、很低价地获得。在这个背景下，国家意识构建的身份认同表现了“时空压缩”的特点，对这种“时空压缩”的体验是具有挑战性的、令人兴奋和紧张的，也令人深深忧虑。“时空压缩”把“单个灵魂及其众多不同兴趣集中起来”[14]，成为当代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和爆发点，人们可以在“时空压缩”的生存中看见各种风格产品的大卖场，看到各种选择产生的难以抗拒的诱惑，看到无数转瞬即逝的机会纷至沓来，看到思想文化生产的简便易行。这就意味着个人必须变得“非常强壮和变化多端”，[15]以应对各种风险，化解各种危机。在“时空压缩”的背景下，如果没有基于文化自信的身份认同，每个人就会被商业化、金钱化，每个人的身份认同的表现就可能是支离破碎，各取所需的“随心所欲”，而不是体现深度感和广度感的整体结构。如果是这样，人们所从事的各种专业和职业的工作，人们进行的各种各样的交往交流交融就仅仅是为了功利和商业的目的，而不是为了体现自我基于身份认同的对于国家整体的价值和意义。在当代，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位置的选择确定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是因为身份认同首先是一个位置的概念，谁占据一个位置，谁就可能产生与之相联系的身份认同。为了在“时空压缩”中，应对时间和空间可能带来的崩溃的压力，每个人的身份认同无论如何都必须与基于文化自信的国家意识相结合，只有如此，每个人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明确自己的文化走向。这个结合的紧密度决定了以文化自信为核心的国家意识的深度和高度。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国家意识的身份认同在“时空压缩”中，既是对中华民族的单一的身份认同，又是对自己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的多样的身份认同。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国家意识的身份认同就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的表现，费孝通先生希望在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下通过“文化自觉”跳出困惑几代知识分子的中西文化之争。费先生认为保持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既不能以西方的现代文化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能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全盘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唯一正确的出路就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识和理解文化自信的问题。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国家意识的身份认同可以说是我们认识和理解文化认同的一个方法。按照这个方法，我们回到传统，不是主观主义的回到，不是把传统看成一成不变的、完美无缺、不需要发展和变化的回到。也不是客观主义的环境决定论的把传统看成是机械、教条的回到，是一种构建和创新的回到。因为文化不仅仅是对环境的适应还兼有对环境的改造和对社会的移风易俗。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国家意识的身份认同，不仅仅强调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强调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发展性和变动性。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中的一些东西永远不会过时，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价值，这是建立中华民族国家意识的基础。中华民族国家意识的身份认同中的有些东西也难免时过境迁，与新时代、新环境的要求相抵触。以这样的辩证法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国家意识的身份认同就不会陷入中西文化之争的困惑，也不会进入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漩涡。要从解开社会幻象开始，找到中华民族国家意识的真谛，要从身份认同开始，构建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