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从业定额

清初并没有关于仵作定额的规定。有的州县仵作长期缺员，只有当刑事案件发生后需要检验时，才从邻近州县暂时调用仵作使用。地方衙门对仵作的工作也无赏惩办法，只是需要时役使而已。直至雍正六年，朝廷正式规定了仵作的定额：“州县大者三名，中者二名，小者一名，此外再各召募一二名跟随学习，预备顶补，工作三年无弊，免其本身徭役，依州县事务之繁简分等赏银”。^[8]尽管律例明确规定各地方官府仵作人员的定额，但在清代各地方官府中，仵作人数并不充足，常常面临检验人员短缺不敷使用的情形，鉴于此种情况，乾隆五年云南总督庆復曾为募补仵作事宜上奏：

臣于莅任之始，查阅滇省迩年以来报官之命案日繁，虽谋故斗杀较之江南原有减少，而自尽人命殆无虚日，各州县并未遵例将仵作募补，大州县仅设一名，其未设立者十有四五，阅其详内所开报官月日，及赴邻近州县调取仵作，或同时各有命案不克分身，或有此县往调适已先为彼县调去，往返稽滞。及至调到跟随赴验，滇省山路辽远，报官往返动经数站，再调仵作，守候逾旬，地多炎热，往往尸身发变，印官赴验不能确指正伤，其在斗殴疑似案情，势必重加蒸检。即自尽人命情事本属显白，当其印官未经赴验不得收敛，尸亲看守臭秽不堪，地方苦累。夷猓蠢民及奸滑健讼之辈，更有乘此狭诈听唆启衅及混指尸伤告讦之弊。是仵作一役其人本极轻微，而未经设立之处，其攸关命案又极有碍况，各省佐贰准令就近相验，我皇上澄清庶政，慎重民命，随地制宜，何可转因仵作乏役，命案延累，经臣严饬按察司查明未设各州县勒限募充，业据陆续具报前来。^[9]

在这个奏折中，庆復指出由于各州县多未遵照条例募补仵作，致使仵作人数严重不足，虽然可以临时调用，但路途遥远，往返稽滞，往往耽搁了检验事宜，如果再遇到炎热天气，尸身腐败，又不得不蒸检尸骨。况且，对于案情十分清楚的案件，也会由于印官不能及时赴验，导致地方苦累，给不法之徒造成可乘之机。所以，因地制宜及时足额增设仵作是非常必要的。这个奏折很快得到了内阁的回复：

此折蒙交臣等查奏，臣等查雍正六年刑部议复各督抚题请设立仵作，将大州县额设三名，中州县额设二名，小州县额设一名，仍于额设之外再募一二人，令其跟随学习等，因奉旨依议仵作三年无弊，事繁之州县赏银十两，稍简者赏银六两，最简者赏银四两，永著为例，钦此。钦遵通行在案。又乾隆元年刑部议复周绍儒条奏务遵定例，将额设仵作如数召募补足，如额外有情愿充当者，亦即多募一二名以备顶补，将洗冤录等书督令讲解熟习，其留心检验无弊者，仍照例分别赏给等因，奉旨依议，钦此通行，亦在案。今庆復既称州县募补多不足额，且有未设立者，请降旨申严前例，酌定处分，事属可行，臣等仅拟谕旨进呈，恭候钦定颁发。^[10]

可见，从雍正六年直至乾隆年间，大臣多次就仵作的额设问题上奏朝廷，并最终定为条例，附于《大清律例》当中。为了督促各州县及时补设仵作，乾隆五年朝廷又规定：“嗣后直省州县将额设仵作并不照数募补者，照编排保甲不实力奉行例降二级调用。道府失察，照巡绰官失察例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个月。如将仵作不行补足，私侵工食银两者，照乾没侵欺例革职提问，道府失察，降一级调用，督抚不参，罚俸一年。”^[11]如果州县官不按规定募补仵作，或私吞仵作的工食银两，不仅州县官会被革职提问，其上级官员也需承担罚俸、降级的连带责任。清例还规定：“遇有额设仵作病故、革退，即以额外仵作顶补，再行考募学习之人”，^[12]以便保证仵作的及时募补。清代巴县档案记载了一则乾隆三十一年巴县仵作任世贤病故后由任世学顶补事：

为禀明病故顶补事。

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十一日，据仵作甘起荣禀称：情巴县额设已成仵作二名，学习一名。有已成仵作任世贤得染伤寒病症，于七月二十八日病故，即于学习内任世学顶补已成仵作。随于跟随学习内颜尚仁补充学习仵作。禀乞，详报等情。据此，卑职随查验任世学年力粗壮，学习已久，堪充已成。查验颜尚仁，原系跟随学习已久，诚实谙练，顶补学习，所有病故顶补缘由，理合具文通报宪台俯赐查考。^[13]

但在新任仵作顶补时，需由“县官吏即便造具年贯清册，取具亲供、里邻甘结，加具印结各六套，装叙原奉部咨详报本府，以凭转详、毋违”。^[14]然后，经府转详督、抚、臬、藩、道等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