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对法制队伍的建设和整肃

大定、明昌年间，由于统治者励精图治，大金王朝整体上处于朝政清明、国泰民安的繁荣时期，一时号称盛世。国家的强盛，得益于清正廉明的吏治，尤其是统治者对司法官员和监察官员队伍的高度重视。在法官队伍的建设方面：早在金世宗时期，就对犯罪法官严加惩处，绝不姑息，如在大定六年，右三部检法官韩赞以捕蝗受赂，除名；^[20]大定九年，为规范法官审案，避免徇私，朝廷又下令，近闻法官或各执所见，或观望宰执之意，自今制无正条者皆以律文为准，^[21]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法官忠于法律的司法原则。金章宗明昌年间，朝廷在此下诏：或言法官不当出情见，故论者纷纷不已，朕谓情见非出于法外，但折衷以从法尔。^[22]金章宗泰和四年，朝廷依照唐朝的律令，重新修订了官员课考之法，作四善、十七最之制，在这套官员的行为准则中，特别规定了法官的行为规范，其中第十六条规定，议狱得情，处断公平，为法官之最。^[23]

国家监察体系的完善，是吏治清明的重要保证。世宗、章宗年间，朝廷对官员的行政和司法监察，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实现：一是建立较为全面、体系化的综合监察体系，尤其是发挥大理寺、尚书省等机构的作用。金世宗大定初年，大理寺虽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但仍在监察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一定时期，甚至兼具司法机关和监察机关的双重性质：如在大定十一年，大理卿李昌图以廉问真定尹徒单贞、咸平尹石抹阿没剌受赃不法，既得罪状，不即黜罢，杖之四十。^[24]尚书省作为国家中枢，同样承担着司法监察的重要任务，如职官多以吉善求名，计得自安，国家何赖焉？至于徇情卖法，省部令史尤甚，尚书省其戒谕之；^[25]二是加强专门性监察机构建设，逐步健全和规范御史台的权责，加大对监察官员的惩治力度。如在金世宗大定中期，朝廷先后出台法令：制纠弹之官知有犯法而不举者，减犯人罪一等科之、^[26]今监察职事修举者与迁擢，不称者，大则降罚，小则决责，仍不许去官，^[27]通过一系列的强制性、惩罚性措施，大体上保证了大定年间朝廷吏治的清明；三是大力提拔清正且有才干的监察官员，并加以宣传和褒扬，如金世宗曾褒扬干吏张汝霖：“卿尝言，监察御史所察州县官多因沽买以得名誉，良吏奉法不为表襮，必无所称，朕意亦然，卿今为台官，可革其弊。”^[28]不久，朝廷进一步提拔其为中都路都转运使、太子少师兼礼部尚书，俄转吏部，最后官至御史大夫。

金章宗末期，随着王朝的日益腐化，司法和监察的不正之风也已悄然蔓延，为了扭转衰颓的国势，朝廷多次以谕旨、法令等形式，试图更正司法监察领域的弊病，如在泰和年间，朝廷下令，定省令史关决公务，诡称已禀、擅退六部、大理寺法状及妄有所更易者罪。^[29]再如针对司法领域的相互推诿和怠政，朝廷多次下令予以驳斥，如在泰和末期，永丰库官不守宿，因而被盗，上召登闻鼓院官欲有所问，皆不在。上谕铸曰：“此辈慢法如此，御史台所职何事也！”^[30]但从实际效果上说，朝廷的这些努力也多是“雷声大，雨点小”，未能从根本上革除弊政，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大金王朝的颓势。章宗之后，朝政日颓，自宣宗南迁后，国势更是江河日下，为了稳定人心、扭转颓势，朝廷开始整顿司法监察领域的种种乱象，加强对监察官员的规制，宣宗年间屡次修改和完善相关的监察法律，如在兴定元年九月，更定监察御史失察法，^[31]兴定五年九月，更定监察御史违犯的决法，^[32]权臣术虎高琪也曾上奏朝廷，凡监察有失纠弹者从本（新）法，^[33]但这些所谓的改制，或因为国破城败、政令不行；或因为奸臣弄权、君主昏聩，始终不能贯彻实施，金朝这架“马车”，也逐渐走进了死胡同，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