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空间：隔离而相融
西北地区广袤而狭小的生计空间，决定了西北农牧民各社群或族群之间既相互隔离又相互融合的文化空间演化版图。每一处狭小的生存空间一方面相对独立，这就为一定的文化在其中存续和繁衍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各个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之间又相互交错和连接，从而使隔离而相融这样一种对立统一的文化空间格局的出现成为可能。正如前述，在各呈异态的自然环境中，“西北地区是我国地形最复杂的地区之一。高原、沙漠、高寒山区、平原、河谷、大大小小的盆地，几乎汇集了绝大部分地貌类型。这些地貌类型既相互分割又相互交错。复杂的地理状况造成了复杂的生态环境。其中，每一种生态环境的相对独立，则为一定的文化在其中的繁衍创造了条件”。[17]也就是说，文化空间上的隔离而相融的特点与生计空间上的广袤而狭小的特点是不可分割的，这也正是地理因素与人文因素相互嵌入的内在意涵所在。《农牧政治》中以“板块式社会结构”这一概念进行了准确的概括，具有人文与地理的双重意涵（见图2）。“西北农牧区社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社会结构的‘板块式’组合。社会各单元之间缺乏内在统一性，社会整合程度较低。”“在这种低整合的板块式社会结构中，各板块之间的摩擦和冲撞，都有可能引起一定的群体政治行为。如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价值冲突、不同地区间的利益摩擦等，都可能孕育着某种群体政治行为。”[18]
图2 自然地理暨社会结构的“板块式”组合（以黄土高原为例）
对此，《农牧政治》中的相关论述相当深刻并富有洞见。不同小生态环境中的气候土壤条件又决定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复杂的生态环境使之形成了复杂的生产方式。从大的方面讲，西北农牧区分布着农业、畜牧业两大类型的生产方式。从小的方面讲，这两类生产方式各自又可分为不同类型。同为农耕，有河谷平原农业、绿洲农业、高寒农业之分；同为畜牧，有游牧和住牧之分，草原畜牧和山地畜牧之分。这种各具特色的生产方式为不同文化形态提供了不同的物质基础”。[19]这样就孕育了全国最多样化的族群分布和文化分布的图景，当然，西北地区也就成了全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正由于丝绸之路，位于亚洲腹地的西北，成为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汉藏语系）以及汉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等多种文化的荟萃之地”。[20]“西北文化发展的多元化，主要表现在三大层次上。首先，从宏观层次看，西北文化的多元性表现为儒家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撞击与交汇。”[21]这些对西北地区文化之多元一体特征的精彩概括，在书中随处可见。
星罗棋布地分布在裸地、沙漠、戈壁、草原和沟壑之间的社群或族群，相互之间早已不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样的情形了，而是通过道路和驿站普遍地连接起来的，因此，相互隔离只是相对的。西北地区的人口流动是经常性的，“汉族向西北的流动，主要表现为出仕、戍边、屯垦移民、流放罪犯、灾民西流北进、寻找可耕土地、少数民族政权掳掠沿边人口和工匠等。少数民族向内地的流动，则主要取举族内附、扩展疆域、拓土殖民等形式”。[22]人口流动推动了相互之间的融合，“各具特色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民族分布、民族交往等因素，不仅导致了西北地区文化的多元交织状态，而且还导致这种文化多元状态的运动带有以下特点：其一，差异性和同质性并存。其二，宗教性和世俗性并存。其三，隔离性与包融性并存”。[23]可以看出，《农牧政治》在这里已经描绘出西北地区族群与文化分布上的“多中心连接网络”的特点了。
对西北地区农牧民之文化空间上的既隔离又相融这一对立统一性特征的分析，是《农牧政治》在理论上的诸多原创性贡献之一。“一般来说，任何一种文化体系总是与一定的文化隔离机制分不开的。这种文化隔离机制一般表现为三种形式，即自然隔离、社会隔离、心理隔离。自然隔离指山川、海洋、沙漠等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对文化传播的障碍；社会隔离指某一地区或民族为保持其文化的凝聚力所采取的排斥和抵抗异质文化的活动；心理隔离指一种文化在传递过程中所积淀的某一特有文化心理意识对接受异质文化所产生的心理障碍。就西北各文化体系而言，文化隔离机制的三种形式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24]
应该说，自然隔离是一种最基础性的隔离类型，或者说，自然隔离正是社会隔离和心理隔离的物理基础，如果不存在自然隔离这一相对刚性的约束条件，那么，社会隔离和心理隔离一般是很难长久维持的。事实上，分布在西北地区的绿洲、河谷和台塬之间的裸地、沙漠、戈壁、草原和沟壑等这样一些“隙地”，并不像“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样具有完全刚性的隔离效应，这就意味着西北地区内部的文化空间之间的融合程度可能相对高于西南山地区域。事实上，《农牧政治》中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西北地区许多民族文化体系，除了有隔离性的一面，还有相融性的一面”。[25]相融是基于民间交流，“至于民间交流，更是不计其数。以至我们今天在藏区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藏汉文化交流的硕果”。如藏族民间故事《阴曹救母》就与汉族中流传的《劈山救母》接近。在果洛草原，有好几种棋艺同陕、甘、宁、青汉族中流传的民间棋艺十分相似。如“久”就和内地的“方”图形几乎一模一样，“加吾”与内地的“兵抓和尚”图形相差不多，“加吾合”与内地的“跳茅房”相差不多，且其走法，判断输赢之标准完全一模一样，使人难以分辨。[26]
当然，对于隔离而融合的互动机制和比例关系，作者还有更为细致的分析和观察。作者发现，在西北地区内部的各亚文化之间，融合程度是有差异的。“在这里需要提出的是，迄今为止，在隔离性和相融性的关系上，隔离性一般占主导地位和支配地位，这尤其表现在回族、撤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宗教凝聚性文化中。以回族文化为例，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相交织相融汇而成的，而以伊斯兰教为信仰的伊斯兰文化自始至终居于回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一旦被触及，则竭力维护。其他民族文化，也有这类特点，只是表现程度不同罢了。”[27]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农牧政治》中的田野调研和观察结论是基于1990 年代初期的情况而展开和总结的，如今，西北地区的交通和通讯条件已比那个时候有了大幅度的改善，甚至，“交通已经征服了海拔”，因此，“在隔离性和相融性的关系上，隔离性一般占主导地位和支配地位”的判断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似乎要作一些调整，即隔离性和相融性之间应达到了某种均衡态。对于隔离而相融的内在张力及其“中庸之道”的认识，《农牧政治》是极为深邃并富有前瞻性眼光的——总而言之，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才使整个西北地区的文化发展形成了多元文化，以彼此分割又相互覆盖的方式共处于一种交织状态，既相互撞击又相互交汇，在撞击中吸取其他文化的精华，在交汇中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