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萌芽：农牧分化、农民定居、祖先崇拜

生活于黄土高原东南侧的农牧民随着人口扩张和已有土地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他们不断向外探索生存空间，以“胡焕庸线”，也叫“黑河—腾冲线”为参照向两侧流动。“胡焕庸线”的西北方向水草茂盛，更适合放牧牛羊，故此区域内的农牧民生活方式更偏向于游牧生活，“胡焕庸线”的东南方向土壤肥沃，更加适合农作物的种植，此区域内农牧民生产方式则更偏向于耕种土地。游牧不仅在于“牧”，更在于“游”，只有实现“单位时间内的空间最大化”，才能让牛羊吃到更多的草，所以农牧民们在不断向西北方向拓展空间，长期发展后逐渐分化为牧民，而牧区的面积也大大扩张；农作物的成熟有着“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季节规律，需要人在固定的土地上精耕细作，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才能有所收获，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9]所以耕种土地是一种“单位空间内追求效率最大化”的活动，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在这里的人们定居下来，分化为真正的农民。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10]“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土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11]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当地的农民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葬于斯，不但人口流动较小，而且人们所获取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农民们开始了世世代代的定居生活。

“生活于斯的农民们其思维具有经验性，他们认定人的生命及其生命活动来源于与自己具有血缘关系的祖先，是祖先赋予了自己生命及其存在的正当性。”^[12]对于自身生命来源的认识，使得有着相同血缘的农民有了共同的情感和信仰，共同的情感和信仰形成了共同的精神纽带——“祖先崇拜”。“人类社会初期，人们就产生自然崇拜、人造物崇拜、祖先崇拜，人们对祖先崇拜最为持久，因为它同人类生存及其再生产联系在一起。”^[13]国际史学大师何炳棣说，只有累世生于兹、死于兹、葬于兹的最肥沃的黄土地带，才可能产生人类史上最高度发达的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祖先崇拜”这种信仰通过一定的物质形态和一定的仪式加以表现即出现了宗庙祠堂和续写家谱活动。

农民的“祖先崇拜”信仰和牧民的“部落崇拜”信仰产生环境不同，农民的“祖先崇拜”信仰正是基于农民定居生活的社会形态而产生的。《礼记·王制》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就是说，天子建七庙，中间为太祖之庙，两旁是三昭三穆；诸侯五庙，为太祖庙与二昭二穆；大夫三庙，为太祖庙与一昭一穆；士可以祭父亲一世；庶民百姓无庙制。儒家学说中关于宗庙的记载是对于农民“祖先崇拜”信仰和定居生活社会形态的反映和体现。黄土高原这块肥沃的土地不仅养育了世世代代的农民，还孕育了儒家思想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