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奥的简洁”：从西北重新发现“文化”与“国家”的二重结构
至此，我们便可以理解，白鲁恂之所以认为“中国是一个文化，却假装是个国家，而且是个古怪的国家（Erratic State）”，是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与“国家”的二重性存在。这一点很像自然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发现——“波粒二重性”。波粒二重性（又称波粒二象性，Wave－particle Duality）是微观粒子的基本属性之一，是指微观粒子有时显示出波动性（这时粒子性不显著），有时又显示出粒子性（这时波动性不显著），在不同条件下分别表现为波动和粒子的性质；一切微观粒子都具有波粒二象性。你注视它时，这是一个粒子；你不注视它时，它是一个光波。据此，可以这样想象“中国的形状”：一旦外部环境不利时，则内敛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当外部环境和平时，则舒展为一个“文化联体”。这是一种“深奥的简洁”：既要保持内部的多样性和竞争活力，又要保持外部的独立性和综合国力，正如徐勇教授所讲，“不分不活，不合不强”。这正是中国历史智慧的自然“涌现”，而并非某位政治家设计的结果。
在《农牧政治》中，这样一种具有“二重性”特质的中国，尽管没有直接表达出来，但是，具有类似意涵的论述，比如“多重政治人格交织并存”的论述，在书中却随处可见。
（1）“族群有别”与“文化混血”交织并存。“西北各民族间不仅存在着地域上的联系，而且存在着族源上和血缘上的联系。这种族源上和血缘上的联系，亦为西北各民族群众所承认。在西北回族群众中，多有‘回爹汉妈’‘回回是姑爷，汉民是舅亲’的说法。许多阿訇也是以此来宣传民族团结的，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甘肃、青海的藏区中，也流传着‘甥舅之亲’的说法。”“在藏族群众中，不仅广为流传着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的故事，金城公主之子赤松德赞王子一岁认舅的故事，而且在著名的《格萨尔》的传说中，称格萨尔的叔叔为汉朝公主之子，挎着‘在汉地吉祥国度制造的’神奇的宝刀。因而，民族认同的强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各民族在血缘基础上的情感，有助于各民族农牧民群众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24]这是从族源上建构起来的“文化混血”。
（2）语言方面的“文化混血”。比如，“有不少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混合词组。如：别玛尔了（生病了），塞白布不好（机遇不好），别乃塞卜（碰不上好运），尼卡哈催人呢（该婚配了），他糟蹋尼尔埋底（他不爱惜食品），鼠迷透了（倒霉得很），乌巴力得很（可怜得很）等。虽然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不能将上述用语视为一种独立的语言，它仍从属于汉语。但它确实存在于回族等民族中，并常常发挥着联络民族成员感情，强化民族认同的特殊社会作用”。[25]事实上，西北地区在民族语言方面的融合现象极为常见，一方面存在着诸多阿音汉字、藏音汉字、蒙音汉字等现象，另一方面还有大量的当地民族方言与汉语结合在一起而无法分离，这对于规范地研究语言文化的学者以及执行国家通用语言规范的政府官员来讲，的确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但是，这些现象在民间社会存续，却在客观上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纳日碧力戈提出的中华“各族语言互联体”的概念，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因此，在知识方面或治理方面追求“清晰化”的努力，是一把“双刃剑”，祛除了杂质，也就清除了自生自发的民间秩序得以“涌现”的空间。
（3）“多元认同”与“叠加认同”交织并存。对于这个主题的内容，《农牧政治》展开了较多的篇幅进行了论述，作者发现，在国家认同上，西北地区的农牧民表现出地域认同、血缘认同、成就认同、政策认同、干部认同和体制认同的“交错”与“叠加”。比如，在西北地区，由于同一族群也存在着“大散居，小聚居”的人地格局，由此而造成的更多是“地域认同”，而不全是民族认同、部落认同和宗教认同。“由于地域对民族生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每个民族都对其聚居的地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依恋感。甚至将其升华为宗教仪式。如藏民族的祭山祭湖，蒙古族的祭敖包祭尚西，哈萨克族忌讳损坏或拔掉草地上的青草等，均是其对民族共同区域的认同情感的表现。”[26]地域认同有利于“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的理想格局，同时，本地空间神圣化也有利于对本土生态环境的保护。另外，从认同结构看，作者还发现，西北地区农牧民群众的认同表现为多层次认同兼容与冲突的并存。西北农牧民的政治价值观具有“多元化”特征，“西北农牧民中存在的政治价值观主要有这样几类：以实惠为中心的价值观，以信仰为中心的价值观，以传统为中心的价值观和以权威为中心的价值观”。[27]显然，在这里，《农牧政治》已经把“多元认同”与“叠加认同”之间的内在张力完全表达出来了。确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你—我”还是有区别的。
其实，在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牧民”“信仰宗教的人群”这三类主体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重叠关系，有鉴于此，杨平在对西北民族地区农牧民政治参与问题进行研究时，提出以“教民政治人格”来取代“牧民政治人格”——“为了不使牧民这样一个职业术语引起人们的歧义，笔者根据西北民族地区这类农牧民群体的特点，使用了‘教民’这样一个更为准确的概念，既为了避免词义的解释，又能较为准确地体现西北民族地区这部分农牧民表现出来的普遍的政治参与意识。”[28]无独有偶，笔者也在一篇文章中，对《农牧政治》中的政治人格理论这一原创性分析框架进行了一个“创新转化”。笔者提出，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人治与法治的二元分析模式并不能准确阐释当代中国西部法律文化的复杂特性；当代中国西部法律文化明显具有多元混合、交织并存的特点，其基本型态可概括为臣民人治型法律文化、草民自治型法律文化、牧民神治型法律文化和公民法治型法律文化四种。阐释西部多元法律文化互动的现状及其未来变迁的趋势，进而为西部乃至整个中国的法治建设寻找最佳的切入点，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9]
（4）“部落认同”与“家族认同”交织并存。在西北地区，大量存在着部落的山神信仰与村落的天地（土地庙为载体）信仰二者之间的通约。也就是说，这里的部落与村落其实很难严格地区分开来，族群认同与社群认同也很难严格区分开来，这大概是源于半农半牧经济生产方式的遗存。一般而言，部落是基于族缘认同和部分地缘认同，家族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叠加认同。《农牧政治》的作者调查发现，“尽管在甘青一带的藏族部落，地缘关系占据了首位，但还残存着一些血缘上的关系。这类部落常常在其名称之后缀以‘仓’‘桑’‘藏’，以标明其部落所具有的家族性。有些部落在其名称后缀以‘沙’词，实与汉语的‘氏’为同源词。有些部落名称，同时也是该部落属民的姓氏。凡世袭的部落首领之下，大多有其直属部落与从属部落之分，直属部落大多与该首领系同谱同宗。在高原畜牧经济中存在的互助要求，以及部落在地缘和血缘上的双重性，则使其部落具有较大的凝聚力。实行包畜到户后，经济上的互助行为比较经常地发生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两重性的牧民之中，并往往使其在交往中最先增强了部落认同感。”[30]这里的“部落认同感”其实也就是“家族认同感”，或者说是部落与家族的“叠加认同”。
通过阅读相关的考证文献，笔者还发现，汉语中的“祖”与“族”，“宗族”与“民族”，“社群”与“族群”这几组对应的字或词的区别或无区别，或是基于同义同源，或是基于发生学上的先后顺序而产生。比如，只从发生学上看，上述几组概念中，前者早于后者，后者是从前者中分化出来的，即“族”是从“祖”中分化或派生出来的，“族群”是从“祖地”膨胀的人口中被“挤压”到高寒地区而产生的，因此，初期形成的“族群”中带有“宗族”因素是可以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祖赋人权”相对于“天赋人权”和“神赋人权”来说，是一种“元理论”，即后两种是前者中分化出来的。当然也可以说，最早的“祖赋人权”中，就叠加着“天赋人权”和“神赋人权”，是混沌一体的。“社群”重在“依地建群”，“族群”重在“以人建群”，区别主要在于人群是否具有移动性。
（5）“时空压缩”与“进化特征”交织并存。草民人格具有“前政治人格特征”，牧民人格和臣民（农民）人格具有传统政治人格特征，而公民政治人格却具有现代政治人格特征，《农牧政治》把这些类型放在一起讨论，显然具有“时空压缩”与“进化特征”交织并存的方法论取向。这一方法论下的本土理论发现频繁出现。比如，中国的臣民不同于西方的“臣服之民”，并不具有所谓的“奴性”。“臣民政治人格并非表现为一种劣根性，而是表现为中华政治文明的睿智，集中了中国传统政治理想的精华。现代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许多劣根性，细细分析并非臣民政治人格所固有的，而往往是理想政治人格蜕变的产物，即正是未能坚持理想的臣民政治人格而导致的恶果。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认识到政治人格的复杂性，才提出了多重政治人格交织并存的看法。”“臣民政治人格不单单是一种臣服人格，而是一种比较完善的自我伦理型人格。”[31]相对于臣民，“‘草民’一词，只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很难说就十分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类人格的特征。所谓‘草民’，主要是相对于‘臣民’而言的。在调查分析中我们逐渐地发现，存在着大量的不同于臣民也不同于现代公民的另一种人格型态，这种人格型态也和奴隶人格相去甚远”。[32]“草民却对政治‘淡而远之’，游离于其外，任凭政治由政治家去推动。由此我们可以说这种社会成员是一种‘政治无意识阶层’，或者说是一种‘无政治阶层’。”草民常常是“服从并不崇敬具有权威性的人”，[33]草民一方面小富即安，但也常常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具有人与自然的双重依赖性，从某种程度上讲，草民身上其实体现着很高的生存智慧或“反脆弱”天赋。
《农牧政治》在最后一章“政治行为的理性化”中，在重点强调西北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基层民主和村民（牧民）自治这三个要旨之后，指出，要“形成社会决定政权（而非政权决定社会）的正确关系，使农牧民在与政权的接触中了解政治、认识政治，进而理性化地对待政治；使农牧民在政治生活中感知自己理性的力量，发现自己驾驭自己的现实可能性，从而将天命观、神权论、迷信和不合理的传统习惯逐出自己的政治行为领域”。[34]这里的“形成社会决定政权，而非政权决定社会”的观点，尤其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和学术关切的高境界。《农牧政治》的论证策略亦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实质上蕴含着对“文化”与“国家”之二重结构进行优势互补和动态平衡的思想。“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不要家庭、亲情，不要民族情感，排斥宗教信仰的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家庭情感、民族情感与社会认同、国家认同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同样，实现国家政治整合，并不是绝对排斥传统认同，而是要积极调动传统认同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强化国家认同并在此基础上使国家认同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而有效地实现社会政治体制和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体化。”[35]
在西北发现一个超越并内含“文化”与“国家”之二重性的“复杂中国”——其实也就是“智慧中国”，这正是对白鲁恂的疑问的最好回答，也是《农牧政治》这部开拓性著作有待被人重新发现的一个重大的学术贡献。“乡土中国”有人读，“游牧中国”也有人读，然而，这个“二分法”的代价却是遮蔽了最关键的一环——“农牧中国”。“农牧中国”——从农牧合作到农牧竞争——才是文明旋风搅动天下的真正的“风暴眼”。最后，特别附上几年前写的一首小诗《率真的宗礼可敬的导师》，以表达对宗礼导师的敬意。
牧驼河西走廊，枕书大漠戈壁。
师道惠岩门下，[36]开创西北政治。
志在总理一国，学以国族团结。
兴致豪气放歌，趣味情义桃李。
【注释】
[1]作者简介：王勇（1968—），甘肃金昌人，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律师。主要的学术研究兴趣领域是西北法律文化、法理学、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2]Lucian W.Pye，China：Erratic State，Frustrated Society，Foreign Affairs，Fall，1990，p.58.
[3]徐勇：“重新定义中国政治：基于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此文系2017 年12 月18 日许勇教授受“北京大学赵宝煦学术基金”邀请，做的“重新定义中国政治：基于新的分析框架”讲座的主要内容。内容详见http：//www.sohu.com/a/214058485_ 166202。
[4]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9 页。
[5]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64 页。
[6]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63～64 页。
[7]杨平：《西北民族地区农牧民政治参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86 页。
[8]Lucian W.Pye，China：Erratic State，Frustrated Society，Foreign Affairs，Fall，1990，p.58．
[9]［日］宫本一夫：《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吴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2～233 页。
[10]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7 页。
[11]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9 页。
[12]汪丁丁：《经济的限度》，中国计划出版社2017 年版，第11 页。
[13]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47 页。
[14]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84 页。
[15]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93 页。
[16]牧民人格即部落认同的执著表现之一：“民主改革后，作为基本政治单位的部落不存在了，整个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变。然而，作为深层次结构的政治文化、政治认同仍然潜存在群众的心理结构中，并在一些方面显示出自己的重要影响。进入80 年代后，部落认同感在西北一些民族地区有所强化，并在许多方面继续影响着牧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参见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35 页。
[17]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89 页。
[18]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95 页。
[19]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65 页。
[20]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64 页。
[21]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64 页。
[22]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36 页。
[23]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16 页。
[24]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54 页。
[25]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50 页。
[26]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50 页。
[27]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98 页。
[28]杨平：《西北民族地区农牧民政治参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87 页。
[29]王勇、李玉壁：“中国西部法律文化的基本型态与现实表征”，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6 期。
[30]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34 页。
[31]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65～66 页。
[32]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6～77 页。
[33]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82 页。
[34]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41 页。
[35]王宗礼等：《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74～175 页。
[36]阚珂对王惠岩先生讲课有这样的评价：“我对王惠岩教授非常了解，关于国家政权问题，他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他口才极佳，讲课效果好。”详见阚珂：“我的导师在人民大会堂讲课”，载https：//mp.weixin.qq.com/s/h8ksQ5uUvmh9xK8KBJP8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