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方法论在当前的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亟待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钟老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讲过一些很宝贵的意见，他认为方法论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世界观或文化观的层次，也可以称为哲学的层次，如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其次是一般的或大部分学科共同使用的方法，例如分析法、比较法、归纳法等；再次是某种学科所使用的特殊的研究方法，如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田野作业等。应该有主导的方法，然后，还可以兼顾其他辅助的方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解放思想，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接触了较多的国外现代人文学科的方法，把它们纷纷引进中国学苑。在民间文艺学领域，“多学科方法交叉运用”不仅成为时髦口号，而且在实践上也取得了一系列使人耳目一新的成果。就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看，我以为在倡导将多学科方法引入民间文艺学研究之外，今后似乎还应着力解决这些方法的中国化以及增强学科特性等问题。下面以故事学研究为例。
1.载誉国际学坛的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曾说，19世纪研究民间文学的方法大都是从别的学科借来的，“一直到19世纪晚期，研究民间文学都没有自己的方法。研究民间文学的自己的一套方法，是芬兰人发明出来的，这就是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
芬兰学派在研究工作中，要求汇集同类型故事的大量异文，然后就这些异文所含的历史地理因素作精细剖析，构拟出它的原型和发祥地；再将原型同相关异文进行比较，推断这些异文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演变情况，这样就可看出一个故事类型的来龙去脉，真正理解这个故事了。尽管芬兰学派关于追寻民间故事“生活史”的方法运用起来相当繁难，以致有的日本学者说操作时“如同修筑万里长城那样艰苦”。他们费力取得的成果也常引起争议。但这一学派确实用自己的那套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方法把故事研究引向一个新的科学境界，显现出故事学非同寻常的魅力。根据我们对这一学派方法论实质的了解，严格意义上的追寻故事生活史，虽然做起来比较困难，但只要在以下两方面作认真努力还是可以接近这个目标的，这就是：广泛搜求故事异文并对它们所包含的历史地理因素进行细致分析，以及大胆而审慎地探寻有关故事的原型及其形态演变线索。由刘守华主编，并吸引林继富、江帆和顾希佳等学人参加，经过三年辛勤耕耘完成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一书，包含了对60个中国常见故事类型的分别解析以及对中国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宏观评说，2002年4月由华中师大出版社推出后颇受学界好评。在成书前，即有30多个类型解析作为单篇论文在全国学术刊物发表。如刘守华对“求好运”或“问活佛”的解析。它本是一则广泛流行于欧亚大陆的著名故事类型，各国记录成文的异文已达到500余篇，其核心母题是主人公对好运的祈求，其原型可以追溯到古老的佛本生故事。由汉译佛经传入中国后，不仅广泛流行于中国南北各地，已经拥有的口头记录异文多达210多篇，而且情节构成别具一格，如主人公绰号“穷八代”或“穷十代”，因穷得不耐烦了便出门去寻求好运；或这位主人公家里连一点过夜的粮食也存留不住，偷米的耗子相告：你是命中注定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但他在“问三不问四”的情况下，却只问了别人托付的事，从而突现了主人公先人后己，“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高尚品德。经过长达千年的演变，中国各族民众以自己的美妙情操和艺术智慧不断锤炼这个故事，使它获得了十分鲜明的中国民族文化特色，成为民间叙事的经典之作。
丁乃通教授曾用10年时间编撰成《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为国际同仁广泛使用。他又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于1994年集为《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一书，译成中文出版。这些使他成为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代表学人之一。他曾于1987年应邀来华中师大讲学和指导学术，使历史地理方法开始在有关中国学人著述中扎下根来。这一方法不用说有其局限性，同时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也有它的优点。如不满于对文学作品外部形态的考察而着力于内在风骨的品味和社会历史价值的审视；将丰富的古代书面典籍和口头记录材料相参照，有利于追根溯源；立足于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来探求其民族文化特质，等等。我们在撰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时，一方面有意识地借鉴芬兰学派的方法，同时也尽可能将这一方法同中国固有治学传统相融合，以充分展现中国民间故事风貌与价值为目的。限于主客观条件，这项研究尚有许多难如人意之处，但这次对芬兰学派历史地理方法所作的集中尝试，使我们对民间故事的研究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2.在民间文艺学的方法论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向苏联“一边倒”现象，如否定芬兰学派的方法，就明显受到苏联民间文艺学主流派的影响，《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所载“民间文艺学”条目，就曾断言：“民间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乃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论发展的结果。尤为显著的形式主义在现在大量吸收了移植论和维塞洛夫斯基之历史诗学的芬兰学派中。”[5]但苏联的一些重要民间文艺学论著，当时并没有译介到中国来。如俄罗斯著名学者普罗普著有《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20世纪30年代即已问世，其英译本于1958年在西方问世后，被推崇为结构主义的奠基石，其影响远远超出民间文艺学界。这部名著的中文全译本尚未在我国问世，部分精彩章节早已为学人所熟知，青年学人李扬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6]，即将普罗普的方法试用于中国故事研究。他以“功能”为核心概念，选取50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间幻想故事，对它的叙事形态进行剖析。从剖析中可以看出，“中国民间故事功能顺序与普罗普在俄国民间故事中观察到的顺序有吻合之处”，“这种吻合反映了中国故事与其他地区同型故事在叙事形态上的共通性”；他从剖析中也发现了中国民间故事叙事形态的独特之处，如在功能的数量上，尽管6个功能就可组成一个完整的民间故事，但上述50个中国故事的平均功能数量是19个，最多的达到55个，“功能数目越多，故事的篇幅越长，包容量更大，显示出多数中国民间故事已有较强的叙事能力”。又如从故事的四大基本类型（考验、难题、战斗、违禁）来看，“中国民间故事中大量‘违禁’充当核心功能的现象，表明违禁型很可能是一种独特的区域类型”。因违反某种民俗信仰中的禁忌而受到惩罚，本是一个古老的神话母题，中国民间故事常常让反面角色为贪欲所驱使而违禁（如违反使用宝物的禁忌），以致自取灭亡；有时也让正面角色违禁而泄露天机，来实现他舍己为人的崇高品格。这一类型的流行，同样可以从中国民间叙事艺术的成熟发达上求得合理解释。这篇博士论文因缺乏更充分的阐释，未引起民间文艺学界重视，但他的尝试却表明，国际学苑的结构主义方法，在进行故事学研究时是可以借用而获得有益结论的。如能从中国化和更深入地发掘中国故事的文化内涵与叙事美学方面的特征加以改进和完善，这一方法的运用将会有更大收获。
3.在学人倡导的新方法中，有一项是“表演（performance）”理论，据称特别适宜于进行民间故事研究。关于表演说，已有几位海内外学人撰文予以评述推荐[7]。有的中国学者认为，“表演理论开辟了民间口头叙事研究的新视野”[8]。根据美国学者理查德·鲍曼的理解，其特质可以用下面这段话予以阐明：
表演是一种语言使用模式，一种说话的方式。表演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概念，它的含义是这样的：我们不必再从富于艺术的文本开始，认定相对独立的形式上的基础，然后重新把它放到实际运用时的情境中，以便于在交流传通的意义上界定语言艺术。表演已经成为基本的构成要素，它支配着口头传承的语言艺术。它着重研究口头文学的传承过程，活态的语言艺术，由此显示出它不同于以考察记录文本为主的通常研究模式的革新意义。
有意识地尝试这种方法的中国学者的成果已开始在学坛涌现，如江帆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发表的关于辽宁故事讲述家谭振山的论文，其中涉及讲述者知识构架同故事文本的关系，讲述传统对故事文本的影响，讲述者对叙述程式的把握与运用等。这些都是对学界着重研究书面文本的已有成果的超越。表演理论的活跃虽然是近几年的事，从特别关注口头传承过程这一点来看，其实早已进入海内外民间文艺学家的视野之中。表演说着重于口头语言艺术程式的研究，这种程式既有人类共通的一面，也有民族与地域的差别，因而它也是有助于开掘民间口头文学民族性乃至人类文化本性的方法之一。华中师大民间文学专业师生近年在鄂西地区对故事村、民歌村的考察中，发现山乡居民有以说故事（多为喜剧性的生活故事或笑话）来“掰人”以逗笑取乐的习俗，还有以“翻田埂”的方式来对歌比试高低的习俗，从旧时代到如今，此风不衰。受口头文学表演理论的启发，他们对此作了初步研究，发现口头文学在群体中所具有的这种娱乐性与竞争性，正是它能够以自发机制使口头文学得以世代传承不息的奥秘，从而触及它们的文化特质。可见表演说对丰富民间文艺学的方法论有其特殊价值。
其他，如文化人类学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口头程式方法，还有文艺美学方法，等等，都应该积极尝试。我们在方法论上并不赞同一味求新，以新花样来装点门面，而主张以坚持不懈的努力，借助某些方法开掘出中国民间文艺宝库中的精金美玉，促使其学科特点更充分地显现出来，以自立于现代学术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