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国著《文学的生活遭遇——民间文学本体批评引论》序[1]
这本著作虽是孙正国的第一本学术论著，却有着不同寻常的鲜明特色。它不是就民间文学的某一些微观特质进行讨论，而是从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这个宏观视角上来切入论题，提出的许多问题发人深思。
民间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现代人文科学，始于20世纪初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已有大约一个世纪的曲折历程。我在199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作过这样的回顾：“行将结束的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风雷激荡、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觉醒的广大民众走上历史舞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史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千百年紧密伴随民众生活、真实记录他们历史足迹、直接抒写他们爱憎苦乐与梦想追求的民间口头文学也相应地深受文化界的关注，终于构成一门现代人文学科——民间文艺学，并获得了较充分的发展。从‘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创办《歌谣》周刊，到1990年代末规模宏大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陆续问世，诸多事例，构成中国文化史上别开生面的崭新篇章。”经过百年探索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已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这一特色可以大体概括为：立足于中国民间文学的丰富文献积累和新开掘的大量鲜活资料的基础之上进行理论探索；在研究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精神，兼容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和国外现代人文学科的新成果；体现这一特色的原创性成果日渐增多，研究工作的着重点在深入探求中国各族民间文学在广大时空背景上生存演进的轨迹，科学阐释中国民间文学在民族文化、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及其现代意义。这一独特贡献是其他人文学科所无法取代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在广泛扩展研究领域并取得数量众多的学术成果的情况下，尚缺少在厚重历史文化背景上，对中国民间文学作深刻有力的理论概括的巨著；在倡导从多侧面运用多学科方法研究民间文学的同时，未能突出显现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以民众口头语言艺术为研究对象，拥有自己个性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独立学科品格。现在，规模宏大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已接近完成，我们可以说正处在“后集成时代”。这时，一方面有“民间文学事业向何处去”之类的问题困扰着我们，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厚实研究基础，使中国民间文艺学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此，我主张：加强民间文艺学向综合性、独创性方向迈进的步伐，如以三套集成为主体，再辅之以古典文献和田野考察资料，编撰新的中国民间文学史、民间艺术史和民间文艺学原理，以及中国神话学、史诗学、歌谣学、故事学、谚语学等，清理和选编“五四”以来的中国民间文艺学论著，还要补译外国现代民间文艺学代表作，举办民间文艺学高层次理论研讨会，等等。我们应该在全国推进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工程的同时，抓紧时机推进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使散漫疲软的研究状况有一个大的转变。在经济文化迅猛发展的21世纪，中国各族民间文学的优秀之作将会更加受到人们的珍爱，以多种形态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它的积极效用，各地为发展旅游经济文化事业对开发民间文化资源的巨大热情，以及我国政府即将制定有关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规的宏伟举措，都将使中国民间文学事业获得又一次大发展的机遇，民间文艺学在人文学科中将会为更多人所关注。与此同时，国际学人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兴趣也将日益增强，以此作为审视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
《文学的生活遭遇——民间文学本体批评引论》
我曾用“获得较充分发展”和“正走向成熟”，来评说这个自己于其中耕耘了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园地的百年成就。近几年来，它所面临的危机却也令人关注，并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焦虑不安。这主要表现为，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新兴现代人文学科的独立地位尚未完全确立，除国家教育、学术管理部门对它没有给予应有重视之外，它本身的理论建树不足，未能显现出作为一门拥有自己理论和方法体系的独立学科品格，也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独立性的确立，还同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另一门现代人文学科——民俗学的相邻关系分不开。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血肉相连的孪生姐妹。继《歌谣》周刊之后，《民俗》周刊不久接着问世，成为开拓这两块学术园地的姐妹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俗学长时期被蔑视。直到1979年11月由钟敬文等7名教授发表《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并于1983年5月成立中国民俗学会之后，这门学科才得以迅速恢复。后来又在高校建立硕士点与博士点，发展势头良好。其实这种情况无论是对中国人文学科这一大块或民俗学、民间文艺学这两小块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但由于我们对这两个相邻学科彼此间的关系在认识与处置上有所失误，却生发出一些不利于学科发展的问题。其一，由于中国现代学术的贫弱，积极投身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文化人本来就很少，钟老被人们称为“稀有金属”，就表明了这种状况。置身于这个圈子里的人往往都是“一身而二任焉”，不论是研究民间文学也好，研究民俗学也好，都是十八罗汉在那里转来转去，个人往往没有专攻，而有关的学术权威部门在强调它们彼此相关联的那一面时，也没有将两个学科的不同特点及对研究者的不同要求恰当地区分开来并予以合理规划。这样就使得学术力量分散，难以取得有巨大价值的成果，对两门学科的长远发展都带来了不利影响。其二，我们对待这两门新兴现代人文学科的正确态度，只能是平等对待，使其相辅相成，各得其所地协调发展。过去由于受错误思潮的干扰，将民俗学贴上资产阶级标签而加以排斥否定，其谬误已受到历史的嘲弄。时至今日，我们不能让这样的历史教训重演。为什么近几年发生由民俗学来“兼并”民间文艺学，使民间文艺学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形成危机呢？这可能与学科设置上仿效西方，“同国际接轨”有关。在欧美，民俗学的范围较为宽泛，一般都涵盖了民间文艺与民间艺术，正如《世界民俗学》一书中所揭示的，按照多种民俗学流行定义，“艺术与文学，被一致同意纳入其中”，但欧美对他国和多国民俗的关注，是同他们长时期所推行的殖民政策相关联的。而在中国的百年巨变中，表现各族人民群众觉醒、抗争的民间文学更受学人关注，采录和研究民间文艺，往往同唤醒大众、谋求大众解放的人民革命浪潮相呼应，从而在这一领域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学术传统。在近百年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这一学术传统，还有已经积累的丰富学术资源，给这一学科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十分积极有利的条件，在高校学科目录调整时，许多学人不赞成用民俗学取代民间文艺学，这也是一个原因。至于学科设置上要“同国际接轨”，自然是应该的。据我们所知，许多欧美国家学校的学科设置很灵活，可以根据社会需要和各校实际自行确定招生专业，而不是全国“一刀切”，这倒是有利于在竞争中推进学科发展、值得我们好好借鉴的管理模式。
本书是作者试图以新视角来探讨中国民间文艺学之不足，谋求在现代学术文化潮流中使它获得新发展的一项大胆尝试。试看《导言》中的这段话：
不执意于口头创作、语音相传的一个介质的民间文学形态，也回顾曾有的形态与面向未来的形态，从神话时代的以石、甲、骨、竹等介质为主的刻画民间文学，到文字时代的以竹、帛、纸等为介质的书写民间文学，到影视时代的以照相、投影、胶片、录音、录像等技术为介质的影视民间文学，再到网络时代的以计算机、互联网、通讯等技术为介质的电子民间文学。这一开放的媒介视野下的民间文学体式观念，既可揭示民间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史现象的演化趋势，也很有力地反驳了民间文学消亡论。
仅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本书作者对民间文学本体的探求确有其新颖独特之处，超脱了民间文学概论的流行框架。孙正国从小就在鄂西利川的土家山村受到民间文学的熏陶，后来在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民间文学专业，并全力投身于该专业的教学与研究，近年发表多篇见识敏锐的学术论文，受到学界好评。本书就是他几年来在这块园地上探索思考的结晶。
“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几十年来实际上是作为中国文艺事业中的乡村文艺这一块走过来的，这是历史形成的“中国特色”。在社会与学术转型的今天，我们把它作为一门具有独立品格的现代人文学科来要求，其不足之处便显而易见。在讨论这门特殊学科的现状及其发展时，我以为不可能撇开这样的现实，而这正是本书在内容上尚须加以补足的。
最后，我还想说一说：中国各族民间文学是民族文化根基最为深厚而又开发得最晚的一片沃土，其开发与研究的美好前景，将吸引一代又一代学人投身其中，采珠掘宝、耕耘不息，愿这本书的问世能引起人们对这门学科的更大兴趣，在学海中激起更大浪花！
2004年8月
【注释】
[1]孙正国：《文学的生活遭遇——民间文学本体批评引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