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饶学刚的地方民间文艺研究[1]
民间文艺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由于封建主义的文化偏见在中国根深蒂固，轻视民间文艺的现象普遍，至今未能完全扭转。然而在世界范围内，随着人文科学的发达，对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民间口头文学的重要价值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民间歌谣、谚语、谜语、故事、传说、神话以及说唱、戏曲等等，既是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娱乐方式，又是民族文化、人类文化深厚积淀的产物，因而对多种人文科学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也是创作现代文学艺术作品取用不竭的源泉。
《苏东坡在黄州》
不论是研究传统文化，还是研究民间文艺，均须将宏观审视与微观剖析相结合，而微观研究则是基础。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只有对各个地方、各个民族所特有的民间文艺有了深切的了解，才有可能对中国民间文艺的总体特征作出科学的论断。在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中，由于人们对空泛议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满足，近几年便兴起地区文化研究的热潮。这一事实也反映出现代学术文化潮流的这一合理趋势。
饶学刚同志正是以研究鄂东南地区的民间文艺，表现出自己学术工作的特色，并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他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是1980年问世、由他搜集整理和编定的《〈双合莲〉各种版本汇编》及《〈钟九闹漕〉各种版本汇编》。
《双合莲》与《钟九闹漕》，是饶学刚同志家乡崇阳县产生和广为流传的两部汉族民间叙事长诗，于1950年代初期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其他地方的汉族民间叙事长诗还没有发现，因此这两部作品被看作是继《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之后的近代汉族民间叙事长诗的代表作，被《中国民间文学史》等著作给予高度评价。宋祖立、孙敬文、吕庆庚等同志参与它们的搜集整理工作，对湖北民间文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1950年代初期我国民间文艺科学还很不发达，受着学术上的局限，所出版的是经过整理加工的本子，未能将有关原始资料保留下来，或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因而限制了人们对这两部叙事长诗作更深入的科学研究。
饶学刚同志很早就留心搜集它们的手抄本，调查它们在当地民间口头流传的情况。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还能把这些资料完整地保存下来。当1980年湖北省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并全面开展工作之际，他便主动提出要编一种将已经成书的两部叙事长诗和原始手抄本相对照的科学版本，供加强民间文学研究之用。常见的资料汇编不过是将几个本子凑合印在一起，饶学刚同志的这两个汇编本却是将几种本子逐段进行比较，作了许多注释说明，就像校勘古籍似的那样认真细致，最后还就这两部作品搜集整理的得失分别写出文章予以评论。
这两个汇编本作为湖北民间文学资料汇编之五、之六印出后，立即受到省内外民间文学工作者的欢迎和好评。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和贾芝，都曾在我面前称赞这两个本子编得好，是名副其实的科学版本。《民间文学论坛》创刊号（1982）曾刊出署名耿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祁连休）的评论文章：《民间文学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的可喜收获——〈湖北民间文学资料汇编〉读后》，其中就饶学刚同志完成的两部民间叙事长诗不同版本的汇编本专门写了一段话：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钟九闹漕》《双合莲》采取对照排印的形式将传抄本与整理本一起刊出，并详细加注，一一列举各种版本的异文，做了极为认真、细致的校勘工作，大大增强了这几本民间文学资料的科学价值。这种对待民间文学事业的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于1980年在《华中师范学院学报》上刊出的论文《论湖北的两部民间叙事诗》，不仅在文章的最后部分肯定饶学刚同志“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转述了他关于重新整理这两部叙事长诗的建议，在文章的其他部分因为有了饶学刚同志所提供的民间传抄本作依据，才能对这两部叙事长诗的本来面貌进行切合实际的考察评说。
搜集整理民间作品要讲究科学性，要忠实于原作，现已成为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的常识和基本原则；但1980年代初，这个问题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没有很好解决。饶学刚同志搜集整理的两部湖北民间叙事长诗多种版本的汇编、出版和比较研究就成为一项具有首创性的学术成果，在湖北和中国民间文艺学园地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饶学刚同志另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对苏东坡所记叙的黄州“鸡鸣歌”的研究。他于1982年就发表了《苏东坡与民间文学》（载《湖北民间文学论文选》第一辑）一文，对苏东坡有关民间文学的论述和在创作中吸取民间文学（主要是民歌）滋养作较为全面的论述，受到大家的重视。苏东坡有一篇短文《书鸡鸣歌》，专门论述黄州一带的“鸡鸣歌”，引起民间文艺学家的浓厚兴趣。
早在宋代即已闻名于世的这种“鸡鸣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民歌，它的来龙去脉怎样，和今天的鄂东山歌有什么联系，都是人们渴望了解的。饶学刚同志便就此写了《苏东坡“鸡鸣歌”考证辨释——兼谈田歌（秧歌）的源流》一文，发表在上海出版的《民间文艺季刊》1988年第4期上。文章引述了多种书籍记载，又联系传承至今的鄂东民歌，经过细致的考评辨析，断定苏东坡笔下“鸡鸣歌”的源流是：《诗经》所载西周时期的“鸡鸣歌”——汉魏乐府“相和歌”“鸡鸣歌”——宋代山歌“鸡鸣歌”——今天田歌（秧歌）“鸡鸣歌”。文章对纵贯几千年的一种民歌格调进行考证，有根有据，令人信服。
饶学刚同志还著有《曲艺写作浅谈》一书，于1980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后记中作者申明：“我并非研究曲艺艺术的专门家，因为长期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只是业余坚持学习，成了一个曲艺爱好者。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曲艺这一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间说唱艺术的认识。”它曾经作为业余作者的辅导教材印发，受到好评。正式出版时又努力予以充实提高。它是一本通俗而又系统地介绍曲艺知识的书，这是人们早已注意到了的特点。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的，它是一本着重谈“曲艺写作”的书。写作的基础是文学语言的运用，曲艺也不例外。饶学刚同志以他几十年从事语言文学教学和写作活动积累的理论知识和实际体会，结合典范曲艺作品来谈写作，我以为有许多独到之处。如关于怎样使曲艺的语言丰富多彩这一节里所提到的“浓涂重抹”“精雕细刻”“单线白描”“含情蓄意”等几点，就对读者颇有启发，有助于提高曲艺作品的文学水准，可弥补一些曲艺知识读物中只注重表演技巧的偏颇。
从以上成果可以看出，饶学刚同志研究民间文艺的主要特点是，紧紧抓住本地区最具特色的民间文艺形式和作品，把文献记载和口头传承的鲜活材料结合起来，并扩大视野，运用多学科的眼光和方法，认真细致地来展开研究。他不仅就鄂东南民间文学提供了一些切实可信的论断，还就如何研究地方民间文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科学方法，因而值得我们予以评介，予以重视。
【注释】
[1]刊于《江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又载饶学刚著《苏东坡在黄州》，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