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江文艺》通讯员起步——60年前的难忘记忆[1]
《长江文艺》创刊70周年了。笔者作为年逾八旬的文艺园丁，从1956年于大学生时代受聘为《长江文艺》通讯员开始，就同编辑部建立了密切联系，与相关编辑以师友相伴。它是我跨入文学园地的开端。近日翻阅保存至今的四十多件来信，一系列美好回忆不禁在心头激荡奔涌，便随手写下这篇短文以寄情思。
我出生于沔阳乡村，1950—1953年就读于沔阳师范学校（一度更名为洪湖师范学校），1953年被选送至武汉市华中师范学院（即现今华中师范大学）攻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在新中国蓬勃推进经济、文化建设的热潮中，兴致冲冲地投身于以民间文学为重点的文艺事业之中，1958年参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60年有幸参加了第三次全国文代会，1957年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即留校从事民间文学教学，同时多年兼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副主席，在民间文艺学园地不息耕耘以至于今。在这几十年风风雨雨中，作为《长江文艺》的忠实读者和热心撰稿人，留下一系列美好记忆。
五六十年代我先后在《长江文艺》刊出多篇文章，如刊于1956年第6期的《谈民间讽刺故事》，经应邀前来华中师院中文系讲学的著名作家姚雪垠指导写成，刊物发表后又选载于《中国儿童文学论文选》，可以说是我跨入民间文学学术园地的亮相之作。那时全国正大力推进儿童文学，我关注的对象由民间故事延伸至童话创作，得到编辑部的热心鼓励，他们来信道：“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批评来研究童话创作的文章，就今天来说是非常需要的，而实际上很少，正因为这样，我们很珍视你这篇文章。经过研究，我们感到你这篇文章没有写好。……整个文章给人以比较杂、比较散的感觉，也就是说缺乏理论深度。我们希望你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改写一下，集中谈一两个童话创作中的主要问题（公式主义问题倾向或幻想与真实的关系问题），在材料上多加选择而不必引用过多，把问题说得细致一些，透彻一些。”在编辑部的切实帮助下我反复修改，终于写成《让童话园地上鲜花绽开》，刊于1959年第9期。随后又写成《童话创作中的幻想与生活真实》，由编辑部选载于《关于创作上的一些问题》的专题论文集中，于1956年6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另行推出。还写过一篇对诗人李季所撰童话叙事诗的商榷意见，由编辑部直接转给时任《长江文艺》主编的李季参考。
另有几篇文章，如参加诗歌问题讨论的《要尊重民族诗歌传统》（1956年第4期），从审美角度品评民歌的《精巧的联想》与《情与景》（1959年第9期及第11、12期合刊），也都是和编辑部沟通写成刊发的。
在和编辑部的通信中，最终刊出的文稿大约只占三分之一；虽有意见交流，却仍旧未能写好或因其他限制而未能刊发的则占到三分之二。如《鲁迅论民间文艺》一稿，来信说：“我们研究过了，感到其中你自己的见解不太多，有的意见谈得也不够深，作为一篇研究性的论文，觉得分量有些不够，因此我们不想在刊物上用，准备编入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纪念集》里去。”又如《略谈新民歌的艺术构思》一稿，来信称：“我们原来准备发，也作了些修改。后来，经我们再研究后，认为它还有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对诗的艺术构思的形式分析得不够深，有就诗论诗的缺点。艺术构思有它一般的规律，但不同的作者对不同的题材写出了不同的作品，其艺术构思各有不同的形成过程……这些意见不一定对，但我们愿意直率地提出来，不知你认为怎样。”
我还依据自己在洪湖地区下乡参加土地改革等社会政治运动所得，撰写过好几篇散文叙事作品寄给《长江文艺》编辑部，他们读后均认真回复，既肯定它“文字流畅，叙事生动”，又中肯地指出作品偏重于对主人公旧时代生活的叙说，而对新生活、新思想的描写则比较单薄，因而未能立即采用。随后由一位编辑加以改写，以《清水河边的喜事》为题，用两人合作署名刊于《湖北文艺》。其间所表现出来的对青年作者的热心关怀和细致入微的扶持感人至深。
还有一件难以忘怀的往事是1961年就一部叙事长诗初稿的处理。当时华中师院中文系同沔阳县文化局合作，拟创作一部以沔阳战胜龙卷风灾害为题材的长诗《湖乡颂》，由我主持其事，吸收另一位教师和在读的学生夏雨田参加，进行集体创作。从下乡搜集素材到构思立意，都得到编辑部的大力支持，本拟争取在当年的《长江文艺》复刊号上发表。初稿完成后交编辑部审阅，编辑部于1961年12月12日写了一封长达三千字的长信予以回复。来信在提出详细的意见后指出，“请你们考虑一下，今后修改这部长诗，先从总结创作的基本规律入手，然后再进入艺术构思”。这部长诗的“集体创作”模式，实为“大跃进”民歌创作流弊的延续，其失败不足为怪。现在值得提起的是《长江文艺》编辑部在处理此稿时既充分爱护群众参与文艺创作的积极性，不厌其烦地热心予以扶持，又遵从文艺创作规律，严肃认真地审读初稿提出修改意见；将热心扶持新人新作，严守文艺创作规范要求相统一，从中展现出对文艺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从这一篇来信的处理即可以看出《长江文艺》一以贯之的严谨文风，这正是它几十年来所坚守而成为文学名刊的关键所在，值得彰显于世。
当时我作为初涉文艺界的小人物，同《长江文艺》的诸位编辑直接联系的机会很少，通常只有信件来往。因是刊物早期聘任的通讯员，同编辑部的交往经常有如同家人相处的分外亲切之感。从保存至今一律只署签着“编辑部”的四十多件信札中，字里行间洋溢着真挚的师友情谊，几十年后重读起来仍觉温热动人。我跨入民间文艺学园地，并非攻读高校的民间文学专业出身，而是在投身于新中国民间文艺的田野与研究活动中逐步成长的。早期是武汉的《长江文艺》，后期是北京的《民间文学》，这两个刊物的编辑可以说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在已刊出的几十篇文章和未能刊出却坦诚赐教的更多退稿中，均使我深受教益，弥补了自己专业学养之不足。我同《长江文艺》诸位编辑的个人交往不多，其中有几位已经离世，现今只能在这篇短文中遥寄对他们的不尽怀念与崇高敬意了。
笔者虽早已退出《长江文艺》撰稿人行列，作为它的热心读者，常为它刊发的优秀之作激荡情思，祝愿它越办越好！
【注释】
[1]原载《长江文艺》2019年创刊70周年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