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迈入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随着民间文学工作的大发展，民间故事研究空前活跃。《民间文学》从创刊的1955年至1966年，共发表关于民间故事、传说的理论文章约70篇。到80年代初期，其数量激增，仅1983年这一年，全国各报刊发表的有关故事、传说的评论研究文章就达到100余篇，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即以研究故事的理论专著而言，八九十年代就达到20余种。从研究工作的活跃程度以及所取得的成果而言，可以说民间故事学是仅次于神话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领域。
本时期数量最多的是关于某些故事类型和故事群的研究文章。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故事类型，已有“天鹅处女”“蛇郎”“螺女”“狐妻”“求好运（问活佛）”“老鼠嫁女”“云中落绣鞋”“巧媳妇”“呆女婿”等40多个。尤其是以徐文长故事、阿凡提故事为代表的一系列“机智人物故事”的发掘与评论研究，更受到民间文艺学界的热烈关注。机智人物故事专题研讨会论文集《笑的艺术》（1985）、段宝林主编的《笑之研究》（1988）、祁连休的《智谋与妙趣——机智人物故事研究》（1999），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力作。
对机智人物故事的评说，在海内外学界引起了争议。西方学界通常把这类人物视作单纯的“骗子”“恶作剧者”。中国学人对其行为大多持肯定态度。这类故事明清以来极为流行，几乎各个民族、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机智人物（常常以某一真实人物为原型生发而成）。他们讽刺嘲弄的对象主要是旧时代的有权有势者，这种情况显然同当时民众的抗争意识觉醒有关。美籍华裔学者洪长泰博士所著《到民间去》一书，在考察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时，曾论及当时对徐文长故事的发掘，说“大批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家喜爱这个形象，归根结底，是他们通过徐文长的反儒学、反传统和蔑视权威的精神，找到了自己思想上的共鸣点。徐文长传说所提出的诸多问题，都喊出了‘五四’知识分子要打烂旧世界的战斗心声”[2]。8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文艺学家立足于近现代中国历史文化大变迁的背景，以大量更鲜活的资料为依据来考察这类故事的构成和影响，对它的社会价值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同时也并不抹杀其中所混杂的种种糟粕，论析更为深入。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从不同角度撰写的故事学论著也不断涌现。体裁论方面，有谭达先的《中国动物故事研究》（1981）、《中国民间寓言研究》（1981）和《中国民间童话研究》（1981）、刘守华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1985）、段宝林的《笑话——人间的喜剧艺术》（1994）等。
兴起于60年代的新故事，其生命力至今不衰，《故事会》和其他故事报刊多年畅销城乡。对此，贾芝曾给予热情评论：“编讲故事活动是一件很值得赞颂的新事物。它是我国才有的群众性创作活动，而以口头讲说为其特点。从这一点说，它具有民间文学的根本特征，实际上它在艺术上也是继承和发展了评书和民间故事的口头艺术传统的。”[3]对新故事的研究，有蒋成瑀的《故事创作漫谈》（1979）和《新故事理论概要》（1989）、刘守华的《略谈故事创作》（1980）、金洪汉的《古今中外故事论》（1993）等。虽然新故事的主体由通俗文学家创作的故事所构成，来自民众口头的新民间故事只占少数，但它是中国故事文学传统在新时代的延伸，因而有关新故事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便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学的一个重要侧面。
对民间故事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有天鹰（姜彬）的《中国民间故事初探》（1982）、祁连休与肖莉主编的《中国传说故事大辞典》（1992），以及刘守华的《故事学纲要》和《中国民间故事史》（1999）。其中，《中国民间故事史》是历经七八年艰辛劳作完成的中华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篇幅近70万字，古今贯通，搜求丰富翔实的资料，对见于文字记述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民间故事文本、类型和讲述研究活动进行系统评述，以期建构中国民间故事的宏伟艺术殿堂。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民间故事以多姿多彩著称于世。记录整理成文的少数民族故事，其优美特质往往超过汉族，受到全国人民的喜爱。它们很自然地在故事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按民族分别撰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丛书”，对各族民间故事均有专门论述。从民族、地域文化视角专论某一民族民间故事的著作也开始出现，如过伟的《侗族民间叙事文学》（1933）、黄桂秋的《水族故事研究》（1991）、曹廷伟的《广西民间故事辞典》（1993）等。以多民族故事的鲜活资料为基础，以一视同仁的态度尊重各民族的口头语言艺术宝藏，成为中国故事学的显著特征之一。
本时期的故事研究，还以方法的多样化引人注目。人文学科研究方法并非单纯的操作工具，同时也意味着观念的进步和视野的扩展。五六十年代研究故事，主要使用社会学和文艺学的方法。八九十年代，倡导从多角度、多侧面来研究民间文学，从进化论、人类学到文化功能主义，从心理分析到结构主义，从流传学派到历史地理学派均有学人尝试。俄罗斯著名学者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被西方学界推崇为结构主义方法的奠基石。青年学人李扬借用它以“功能”为核心的研究方法，选取50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间幻想故事，对它的叙事形态作尝试性的剖析。从剖析中可以看出，“中国民间故事功能顺序与普罗普在俄国民间故事中观察到的顺序有吻合之处”，“这种吻合反映了中国故事与其他地区同型故事在叙事形态上的共通性”。他从剖析中也发现了中国民间故事叙事形态的独特之处，如在功能的数量上，尽管6个功能就可组成个完整的民间故事，但上述50个中国故事的平均功能数量是19个，最多的达到55个，“功能数目越多，故事的篇幅越长，包容量越大，显示出多数中国民间故事已有较强的叙事能力”。
但中国故事学家使用较多、卓有成效的是比较研究方法。季羡林先生的论文集《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1991），大力倡导用比较文学方法来研究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故事。刘守华1995年成书的《比较故事学》，成为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于长敏的《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1996）、刘介民的《从比较文学到民间文学》（1998）等，也各具特色。有关论文更是不胜枚举，这里只能列出一部分影响较大的篇目，如《民间故事大同小异的由来》（杨知勇）、《藏族〈斑竹姑娘〉与日本〈竹取物语〉故事原型研究》（乌丙安）、《盘瓠神话与日本犬婿型故事的比较研究》（郎樱）、《灰姑娘故事与中国民间童话》（肖崇素）、《东西方蛇女故事研究》（陈建宪）、《论印度那伽故事对中国龙王龙女故事的影响》（阎云翔）、《中日两国后母故事比较研究》（张紫晨）、《中日两国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泛说》（钟敬文）、《中日两国金鸡传说象征意义的比较研究》（刘锡诚）、《论藏族和傣族的同源异流故事》（王国祥）、《中国民间叙事中禁忌主题与禁忌民俗的关系》（万建中）、《裕固族与匈牙利民间故事比较研究》（钟敬文），等等。季羡林先生说：“没有比较文学，则民间文学的研究将流于表面，趋于片面；没有民间文学，则比较文学研究内容也将受到限制。如果把二者结合起来，再加上我们丰富的古典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必将光辉灿烂，开辟一个新的天地。”[4]
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包含着跨国、跨民族和跨学科研究的多项课题，因而它首先意味着扩展文化视野，将民间故事置于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广大时空背景之上进行考察。与之相适应，中国学者在这一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也趋于多样化。如探求中印、中日故事的关联，所使用的就是流传学派的方法，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从故事中追寻各民族共同的原始信仰与民俗遗存，所使用的则是进化论人类学派的方法；解析故事中人类共通的某些隐秘心理，则借助于心理分析；它们被列入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此外，被国际学人视为民间文学所特有的一种研究方法——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法，在中国故事学家中间就运用得更为普遍了。其特点是：占有丰富异文，从母题（情节单元）、类型入手，联系故事传承的历史地理背景进行比较，深入理解故事的文化内涵；努力追寻它们的“生活史”。“五四”时期顾颉刚研究孟姜女传说的演变史时，就十分重视有关异文的历史地理印记。联系社会风貌与人文情态来考察民间文学，本是我国众多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指导下惯常使用的方法。这样，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比较法同我国固有的学术传统就较好地结合起来，由此在国际学苑中显现出自己的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