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一时期发掘数量最多的是民间歌谣。唐因于1951年出版的《谈民间歌谣》^[25]一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向全国读者全面论析歌谣的思想艺术成就的著作，写得深入浅出，深为读者喜爱。

天鹰（姜彬）是研究歌谣用力最勤、收获也最为显著的民间文艺学家。他于1956年出版的《论歌谣的手法及其体例》^[26]以着重研究民间歌谣的艺术表现而受人称道。书中收录13篇文章，一部分论述民间歌谣的艺术表现手法——夸张、比兴、对比、反复、概括、拟人等；一部分辨析它们的体裁特征，涉及妇女歌、情歌、劳动歌等。从《后记》中得知，它是作者平时对歌谣“潜心学习，如有所得，就录之于笔记簿”，然后用业余时间整理成文的。它具有“歌谣概论”的普及性质，作者谦逊地自认为只是一件不成熟的“半制品”。然而它却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喜爱。究其原由，除由于它侧重于论析民间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在当时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受之外，主要还在于这些文章是作者平日潜心观察思考所得，因而深入浅出，时露真知灼见。如认为反映旧时代农民和地主阶级关系的民间歌谣，“作者对地主的残酷迫害不是采取悲叹和哀鸣，而是用诙谐和嘲笑”；在论情歌时，认为“情歌中所反映出来的劳动人民的真实的阶级感情是并不比其他类的民歌来得弱的，在情歌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对旧社会的强烈的不满和反抗，这种情绪有时甚至比其他类的民歌更为强烈、更无所顾忌，这种反抗情绪由于通过了男女关系的形式而显得更赤裸裸、更大胆”。在论及民歌的精华和糟粕时，指出“民歌往往是阶级的先进意识的反映”，我们就农民日常接触时所感觉到的那些落后意识，在民歌中则反映较少，等等。这些独到的体会，即使在今天，对提高读者鉴赏民歌的能力也是有所裨益的。

天鹰于1962年写成的长篇论文《〈哭嫁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27]也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它不仅联系中国旧时代的封建婚姻制度和习俗，看出《哭嫁》这一长篇仪式歌是用历代妇女的血泪凝结而成的，富有思想内容，表现出很强的民主性与战斗性；还精细地剖析了这一民间艺术珍品，为了表现它的特殊内容在艺术上的独特创造，如文体上的“茂密”“峻急”，“无一定的格式，无一定的长短。层层排比，反复设喻，辞必极致而后快，情必尽泻而后止。滔滔如江河长流，奔腾如天马行空。在民歌中，它是别具一格的”。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民间诗歌艺术思想与艺术魅力的探寻坚持不懈，日渐深入。

天鹰于1957年出版《中国古代歌谣散论》^[28]之后，1958年又满怀热情地研究新民歌，次年即有《扬风集》和《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两书问世^[29]。由于作者身处“大跃进”年代，受着支配当时社会生活的错误思潮的局限，因而未能对“大跃进”民歌运动作出科学的论断。但作者以自己的热情和勤奋搜集材料，思考写作，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这一次民歌运动的最完整的实录，使我们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时能获得宝贵的文献依据，它仍将受到人们的重视。

1949—1966年间，在中国民间文学论著寥若晨星的情况下，谭达先作为一位年轻的民间文学研究家，在1959年这一年出版的两本书《民间文学散论》和《民间童谣散论》^[30]格外引人注目。它们对属于民间童话、笑话、谚语、谜语、情歌和儿童歌谣这几种体裁的中国民间文学代表作的思想与艺术作了较为全面的辨析，其中对童谣的研究尤为深入，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不少新的见地。作者的学术积累，为后来独立完成规模宏大的在港台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理论丛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