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钟敬文先生晚年呕心沥血，投入巨大精力的一件事，是主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虽然他当时已是超出90高龄的老人，却不折不扣地、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主编职能，从制订编辑方案，到解决各地在编辑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再到审定篇幅达百万字的一册又一册省卷稿本，莫不以严谨精细的作风，悉心对待。我作为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成员之一，手头还保存着总编委办公室印发的全套《简报》，其中关于故事集成审稿情况的报道有好几期，不仅论述了以钟老为首的总编委会的集体意见，对钟老个人的某些重要意见还常常予以单独表述。这里列举几例。
1990年3月6日印发的关于故事集成吉林卷审稿纪要的《简报》中，着重记述了总编委员会关于保持入选作品的科学价值、文学价值问题。其中引述了钟老的一段话：“钟敬文主编特别指出，有三种因素影响了作品的民间文学性，这就是细节、形态描写、心理描写。有的整理者在作品中添加了细节；有的过细地用书面文学的语言对人物和场景进行形态描写、心理描写。这三种因素使我们的作品从篇幅来讲，拉得很长；从面目来讲，小说化，不像老百姓的，不是民间故事的本来面目；从性质上讲，同我们的要求不相符。对这样的作品，我们要找出原始记录稿进行还原，尽量保持原貌。”
在这份《简报》中，引人注目地指出：“过去发表的民间文学作品署名常常标明搜集整理字样。鉴于过去整理的做法缺乏统一的规范，差别很大；同时集成工作对作品的记录、整理又有自己特定的要求，与一般作品的做法不同，因此会议规定故事集成作品执笔人署名统一标明采录者，以示区别。”这一重要规定自然是经主编首肯的。在随后举行的故事集成编选工作会议并印发的会议纪要中，重申这一规定，并引述了钟老就此发表的意见：“钟敬文主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特别指出这是如何理解民间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有些人对民间故事的态度，一方面是习惯于‘加工’，其次是对民间文学的‘文学性’理解得不够准确。”
1990年7月28日印发的《简报》，是关于辽宁省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成果表彰会的报道，附有钟老给这次表彰会的祝贺信。其主体是对发起编纂民间文学集成这个浩大工程的历史意义的阐释，因而不失为重要历史文献之一。他在信中指出，广大民众创造的文学艺术，“是人民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反映，是民族文化的基础部分。她不仅在以往发挥着作用，她的一部分，现在也仍然在继续发挥着作用”。如果说这一论断并不算新鲜的话，那么，下面这段话就更显出他的高瞻远瞩了。
她们不但还活着，并在继续发挥着教育和娱乐的作用。这些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即使上面所说的那些过时的甚至是有害的东西，也不应随便抛弃。因为她是我们先人的足迹和心影，不管怎样不适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但作为认识历史事实的镜子，还是有她的特殊作用的，她可以在文化历史博物馆或文艺史研究家的书橱中占一角位置。总之，历代人民在长期生活中所产生的和传承的文化，是应该慎重地给以处理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整理和编纂、出版，正是为了保存这种文化遗产，并使其优秀部分在新社会继续发挥她应有的作用的，这是我们时代一件伟大的文化工程。
钟老在信中除对这个工程在辽宁和全国有顺利进展感到无比欣慰之外，还特别提出在集成工程后期要注意保存和整理手稿以及努力开展研究工作，“在这项工程上，首先我们固然要挖掘出潜藏的矿石来，但是进一步，我们希望锻炼出钢，更制造成各种有用的器械，科学研究是少不了的！”在这里他对“后集成时代”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议。
1992年4月25日编印的《简报》，记述了总编委会于2月底在京对北京卷的审稿情况，其中突出地提到了如何克服选录故事的非民间化问题。认为现有作品中有些旧小说或现代小说写法，“钟先生指出，民间文学作品与作家文学在表达思维方式上是有区别的。民间文学抓住生活中关键的故事情节，以叙述作为表达方式，用情节说话，突出故事性，而不作细致的描述，描述是作家文学的特点，应加以区别”。
我作为故事集成湖北卷的副主编，有幸赴京听取以钟老为首的总编委的终审意见。开会地点在国防大学，时间是1993年5月1日至5月3日。参加终审的除钟老外，还有许钰、刘魁立、王一奇、孙剑冰等。其中钟老的讲话长达一个多小时，我埋头笔记，密密麻麻记了好几页纸。审稿照例是围绕入选的各色作品展开讨论，钟老不是就事论事地止于评说具体作品的优劣，而是生发开来，就事论理，如对湖北卷选录的一组神话，他认为这些作品有特色，比较满意。可是和通行古典神话并不一致。由此他便引申说：“神话有模式，但我们不能拿合乎古代神话为标准来要求现在民间口头流行的神话，不能搞一刀切。神话有历史和民族生活的折变，有所发展是自然的。我们现在要修正一下自己的看法，不能够搞模式主义，不能吃模式化的亏。”
湖北卷初稿中传说比重过高，编者对反映湖北历史和风土人情的许多传说不忍割舍。钟老就此讲到民间文学和历史、文学的关系问题。他说：“楚文化有特色，湖北的神话、传说多，比重高一点也可以，但比例还是要适当，这涉及民间文学同历史和文学的关系。民间文学反映历史，不过我们终究是在编文学，重点在文学。有些历史人物很有名，那些‘事实谭’对研究历史有参考价值，但还没有演变成口头文学中的传说。搞故事集成不是编历史，我们要的是与历史有关的口头文学。”
守华就故事学研究问题走访钟敬文先生（1993年5月于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
湖北卷选录的机智人物故事较多，这涉及如何看待人物形象的类型化问题。钟老说：“民间故事中的人物一般是类型化的，明清小说中的人物个性化加强，我过去很强调类型化，现在有些改变，小戏刻画人物就不同，不能一刀切。时代不同了，近现代民间文学人物也有非类型化的，故事家的作品也有个性化的。民间文学一般比较朴素，也有的地方存在美丽精致的东西。实际资料大量涌现，对许多问题要作新的考虑。”
关于楚文化对民间文学的影响，钟老说：“强调其文化的特点、优点是可以的，但说得要有限度。说得太过分，就成了乡土之见，离开了真理。故事没有定本，女娲造六畜，四川就有，强调过火不符合事实。指出特点优点要注意准确性，不知道的不要说，不要说得太硬。国外认为在全世界还没有编出民间文学集成这样的书，如《前言》有错误就要打折扣，我们要把缺点减少到最低限度。”
这次审稿会开了几天。5月3日还讨论过一次，钟老再次发言，补充讲了一些意见，如说：将来可以编一部湖北传说集，解决材料过多问题；虚构性人物传说如鲁班，可以单独列为一类；等等。
我们提出或者钟老自己提出的一些问题，看起来具体而细微，却又是常常事涉关键。他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地裁决，而是抓住这些事从理论上给以阐发；而且不以权威自居，十分尊重新发现的事实，尊重地方学人的探索成果，在许多方面不断修正自己原有的理念，更新自己的见闻。因此埋头于编辑事务，被许多难题所困扰的我们，听到钟老的这些宝贵意见之后，顿觉豁然开朗。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修订，故事集成湖北卷便于1999年9月出书了。
钟老作为故事集成的总主编，除亲自参加各卷书稿审定工作之外，还同总编委会的其他成员精诚合作，制作出两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文件，一是1990年年底印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编选工作会议纪要》，二是载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各卷之首的《总序》。
本来在早已发布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中，就故事集成编纂工作的方方面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但那是在“兵马未动”之前准备的“粮草”，是一种工作预案。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编选工作会议纪要》却是在审定故事集成吉林卷和各省开展编纂工作之后写成的，是对全国大规模开展民间文学实际工作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是就有关问题更具针对性的补充说明。其中关于如何理解“四性”中的代表性以及集成卷本的文学价值和科学价值问题，关于正确对待民间文学中的“大路货”与“土特产”问题，关于将“搜集整理”改为“采录”的问题，关于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以及关于制作各省区故事分布图问题，等等，不仅使地方卷本的编纂有了明确而统一的要求，而且所作的规定既切合中国实际又达到了现代民间文艺学的理论高度，从而保证了这部大书的文学价值与科学价值的实现。
关于故事集成的《总序》，虽由副主编许钰先生执笔写成，并在写作中广泛吸取了中国故事学领域的一系列相关成果，但它又是在主编“直接指导下”完成的，其主要特点不是平面地、静态地概述中国民间故事的方方面面，而是将中国历史文化与民间故事、古代故事之深厚积累及其在近现代的巨大嬗变，全国的统一风格与民族、地域间之丰富变异诸要素加以融会贯通，概括出中国民间故事在广大时空中存活演进的态势，探寻其脉络与规律。博大精深，新见迭出。作为《总序》，它是故事集成总主编的提示和宣言，自然它在钟敬文先生以毕生心血创建的民间文艺学宝库中占有重要位置。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一书之非同寻常，在于它不仅篇幅浩大，具有东方“故事海”的规模，还由于它吸纳全国民间文艺学精英协力攻关，在前所未有的普查基础上选录精粹，并在一系列相关问题上以缜密的现代学理论作指导，整个工程将科学性置于首位。因而它是以钟老为主帅的一项集体科研成果，是中国民间文艺学经历百年风雨走向成熟的标志。
我平时仿效钟老准备了一个师友留言簿，首先请他留言。他于1993年5月1日在这个本子的首页上以苍劲有力的笔法写道：“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这既是他对中青年一代学人的殷切期望，也概括了他自己献身于中国民间文学事业的辉煌一生。
钟敬文题词——“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
【注释】
[1]原载白庚胜、向云驹主编：《民间文化大风歌——钟敬文百年华诞纪念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