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步迈进的传说学
中国民间传说之丰富多彩，令世人瞩目。各地在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地方卷本的过程中，所采录的传说文本的数量大都超过了故事，它们在教育民众、传承历史、延续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促进地方旅游事业发展等方面有着广泛影响。这同中国的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幅员广阔，风物繁盛密切相关。然而在民间文艺学中，民间传说研究却是较为薄弱的一环。2002年的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不仅传说研究论文的数量首次超过故事研究，达到一百多篇；而且紧密联系中国历史文化实际来解读相关传说类型，学术深度的进展也给人留下了鲜明印象。
《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2002年卷）》
传说研究通常以那些传承广远、内涵丰厚之作作为考察对象。这里列举数例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杨东晨、杨建国所撰《开天辟地与盘古氏的传说和文化——兼论纬书与野史中远古纪年的史料价值》（《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以视野之开阔引人注目。一些历史学家如翦伯赞曾指出：“纬书可以说是上帝的语录，也可以说是神话与传说的集大成。”本文引录有关纬书资料关于盘古氏的记述，认为盘古氏是母系氏族公社发展时期的群体代表人物，它兴起于黄河流域中下游，后向南方迁徙，因而盘古氏的遗迹及传说遍及中国。关于盘古神话的源流，学界争议多年。本文不仅肯定了盘古属于本土神话，还由此揭示出有关纬书、野史对探寻中国远古神话传说的重要价值，给学界以有益启示。
张勃所撰《介子推传说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管子学刊》2002年第3期）也值得我们注意。关于介子推及寒食节的传说，在中国历经2500余年盛传不衰，本文引录众多古籍记载对其源流予以梳理，而着重从“民族集体无意识和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思想意识所赋予、选择的介子推传说的文化意义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其文化意义包括国难见忠臣、百善孝为先、辟禄远俗、功成身退、忧国忧民，以及借悲剧人物来发泄对当权者的怨恨等。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传统节日的演变，论文对与之交融的相关民俗文化事相的互动关系注意得不够，似属不足。
纪永贵的《董永考》（《池州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认为，《汉书》中所载生活于两汉之间的高昌侯董永是这个人物的历史原型，它是董永因孝名闻于乡里后，被光武帝嗣封为侯的史实与东汉时期神仙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此故事先在山东千乘一带流传，后来经由封地在山东的著名诗人曹植作诗吟诵而流行于世，再进入口头文学领域产生丰富变异才广为人知，并在从北到南的好几个地区落户生根，显示出这个故事的顽强生命力。
研究方法类似的文章，还有何天杰的《雷州与雷神传说考》（《北方论丛》2002年第1期），吉成名的《蛟龙考》（《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3期），陈金文的《“公冶长识鸟语”》（《齐鲁学刊》2002年第4期）等。它们都充分运用了有关这些传说的历史文献记载，并适当吸取地方口头文学资料进行考辨，较有说服力。钱耀鹏所撰《尧舜禅让故事的考古学研究》（《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也值得特别提起。因有关文献记载太少，故本文借助考古学资料，推断以中原龙山城址为中心的扇形聚落群所构成的聚落群平等式联盟，可能是尧舜禅让事件发生的社会基础，而禅让式废除则应是中国早期国家及中原政治一体化进程步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本文论析虽然较为粗略，却以引入考古学方法打开了研究古代传说的新思路。
另有陈虎所撰《近20年来关于远古传说与史学产生关系的研究》（《史学月刊》2002年第6期），本属史学研究之作，而它概述的文史学家有关传说之分类，传说与历史学及神话、史诗之关系，传说研究方法之选择等，其实均和民间文学研究密切相关；而且用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传说，往往会获得精微独特的宝贵见解，有益于民间文艺学的建设。本文对民间文艺学的启迪是不言而喻的。
这篇文章所述传说与史学的关系是就20年来学术界（主要是史学界）的探讨争议进行介绍评述。如就我们所见2002年有关民间传说的研究成果而言，紧密联系史学似乎已成为一个突出特点，从尧舜禅让、介子推自焚到董永行孝遇仙等，均属富于历史性而广为人知的著名传说；其研究方法也主要是旁征博引历史文献资料，辨析真伪虚实及古今源流；它们同顾颉刚先生早期以历史学家眼光研究孟姜女传说，在学理上一脉相承。
和上述传说研究的思路有别，着重用民俗文化视角来考察传说，另辟蹊径的文章也值得我们予以特别关注，可以举出以下两例。曾主编过《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一书的苑利，撰有《华北地区龙王传说研究》（《民族艺术》2002年第7期）的长篇论文，文章含四部分：“有关龙王本事的传说”“有关龙王庙的传说”“有关祈雨灵验的传说”和“有关祈雨禁忌的传说”。它不像通常所见有关民间神灵信仰文章那样，利用文献记载和口述资料来考证一个个龙王的来历，而是抓住那些看起来似乎是“真人真事”的口头传说，来解析有关龙王信仰流行并得以巩固的民俗文化事相。如遵守有关禁忌龙王就是显灵，违禁就失去灵验等。这些传说的故事情节并不特别生动，然而它贴近民众日常生活与信仰而显得富有活力。作者由此切入对龙王传说的研究，构想也是颇为新颖的。
另一篇是席嘉、和志君的《民间传说的文本与语境——一个文化变迁的个案分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它是作者前往云南大理喜洲镇周城村进行田野调查，对有关杜朝选和蝴蝶泉传说的解析，和2001年该刊所刊出的朱炳祥的论文《一个文化变迁的斜向结构》属姐妹篇。它不是依据已有书面文本来梳理这一传说的源流，而是充分利用田野调查材料，着重考察传说情节（以两个结尾为中心）的变异同文化语境的关系。结论是，促成这种变异的往往并不是在文本内部结构的合理性与谐调性，而在更大程度上注重和外在语境的协调，即观照现实生活，符合民间审美习惯。
总之，本年度的传说研究，有的着重于搜求历史文献，从纵向来梳理其源流；有的则着重于口述形态和相关语境的考察，从现实经济生活、习俗、信仰等方面来追索故事情节发展变异的动因。在中国民间叙事园地，这两种研究模式各有其适宜的对象与效果。在可能情况下两种方法交叉融合更有利于研究的深入；自然也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必偏执一端。
中国民间传说的内容和样式十分丰富多彩，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一些著名传说的个案研究受到学人的青睐，已有了可喜的成果。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各类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传说、自然与人文风物传说等等繁盛多样，古今不衰；地方旅游业的发展使它们作为旅游文化的重要资源，纷纷被人们所开发利用，更增光彩。因此对有关这些传说的个案研究有着广阔天地。然而就传说学的研究而言，还须在中国历史文化广大背景上，以宏观视野和比较方法，深入揭示民间传说的独特文化价值及其构成演变的内在机制。和神话学、故事学相比，传说学的兴起较晚，而中国民间口头文学中的传说却格外丰富，有着用现代眼光建构传说学的优越条件，我们应为此而加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