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巨星陨落[2]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年鉴，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划时代转折的一个见证！
2002年对中国民间文艺学界来说是沉甸甸的一年。1月10日零时1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近一个世纪的跳动，百岁老人钟敬文带着“学艺事功皆未了”的感叹，走完了他“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的辉煌人生之路。巨星陨落，大地摇撼，巨人鹤归，学坛震惊。在这一年的民间文艺学论坛上，我们既看到对钟老的满纸思念泪，也看到人们在怀想、纪念这位巨匠的同时，对他那一代学人的学术遗产进行着清点与反思。如果说2001年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界的总体特点是“在困境中寻求突破，迅猛前进中潜伏着危机”的话，那么2002年则可概括为“巨人逝去为一个时代画上句号，新人辈出学科在反思中悄然成长”。
为钟老准备的茶寿纪念和他的突然去世，催生了一大批研究这位中国民间文艺学拓荒者和奠基人学术成就的专论。在“钟敬文先生与中国民间文艺学”专栏中，我们选载了其中一批展示钟老民间文艺学贡献的论文。这里既有对钟先生在神话学、故事学、歌谣学等方面理论建树的研究，也有对他毕生为中国民间文艺事业奔走疾呼、参与创建学会、组织编写高校教材、领导《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等重大社会活动的追忆。钟先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的开创者之一，“民间文艺学”一词从无到有再到建立起一个独立学科，浸透了他们那一代人的心血与辛劳。在学科面临新挑战的今天，开创者们（特别是学术巨匠们）的献身精神、组织智慧与学术成就，是这个学科最为宝贵的遗产和坚实营地。对他们的丰功伟绩与时代局限如何作出科学的总结，现有的研究可能还只是一个开端。
钟老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宣告了新时代的开始。正如钟先生《拟百岁自省》诗中所预言：“发挥知有后来贤。”在2002年所发表的成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新人新论新发现宛如天边滚动的春雷，预告着民间文艺学新春的来到。
本年度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向，是对民间文学学术史的严峻反省。如王锺陵《“文学民间源头论”的形成及其失误》一文，对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曾支配过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民间文学是一切文学形式的源头”这一观点，进行了追溯与反思，认为它是在阶级观念日益膨胀的时代，由瞿秋白的“占有论”扩展而成的产物，它将文学形式的产生问题简单化，并对大众和文人两类文学的关系作了机械的、狭隘的理解。陈泳超《“神话复原”的学理分析——以伏羲女娲与“洪水后兄妹配偶再殖人类”为例》、吕微《楚地帛书、敦煌残卷与佛教伪经中的伏羲女娲故事》、常金仓《伏羲女娲神话的历史考察》、张文安《后羿神话新解》等文，不约而同对神话学界将人类学（特别是古典进化论）作为“第三重证据”的方法，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程度的质疑。闻一多《伏羲考》这类在过去被视为神话研究典范的论文，在他们笔下受到细致的解剖和严肃的反思。“大胆假设与多闻阙疑之间，应该保持必要的张力，才能维持这类研究的健康的发展”，这是陈泳超文章中所作的结论。无论是对阶级性的思考，还是对西方人类学方法的质疑，都反映了理论界一种更加自觉的学科意识与一种更加开放成熟的学术胸怀。
2002年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界有破也有立。在理论建设方面，史诗学的进展令人瞩目。巴莫曲布嫫整理的钟老访谈录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史诗学研究转型的深层问题。如超越纯粹经验事实的理论取向，建构具有普遍性的学术范式，在本土文化基础之上借鉴国外研究方法、差异性比较原则、建立稳定的学术队伍等等。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怎样看〈梅葛〉：“以传统为取向”的楚雄彝族文学文本》一文，提出了一种民间文学文本分类的新方式，以解决“我们应怎样看待那些来源于传统的文本，尤其是它们明显被加工或修改过”的问题。尹虎彬《在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之间——20世纪史诗学述评》和《口头诗学与民族志》二文，继续将“口头程式”理论这一民间文学专业方法向国内引进。由两位柯尔克孜族青年学者完成的《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甫·玛玛依评传》也于年内问世，充实了中国史诗学成果。
歌谣学研究在沉寂多年后出现一些亮点。对当代时政歌谣的关注与研究，提醒我们记起前贤关于民间文艺学是一门“当代之学”的教诲。本年度出现了好几篇关于当代时政歌谣的研究，其中尤以刘晓春《当下民谣的意识形态》最具新意。文章从社会、文化、权力的视角，在当代文化学理论的启示下，对新民谣的性质与形式作了深入思考。龙泽瑞、龙利农《趣谈土家牛角腔山歌的对歌规律》则以具体的田野资料，描述男女歌手们在对歌时从相互“占便宜”的动机出发，推动了山歌艺术发展这一过去鲜有研究的有趣现象。
与其他体裁研究新说迭出的情况相较，在民间叙事文学研究领域，传统的考据方法受到青睐，向更加扎实和深入的方向发展。董楚平《中国上古创世神话钩沉——楚帛书甲篇解读兼谈中国神话若干问题》、侯冲《元明云南地方史料中的九隆神话学术探索》、阿地里·居玛吐尔地《16世纪波斯文〈史集〉及其与〈玛纳斯〉史诗的关系》、杨东晨和杨建国《开天辟地与盘古氏的传说与文化——兼论纬书与野史中远古纪年的史料价值》、张勃《介子推传说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纪永贵《董永考》、何天杰《雷州与雷神传说考》等论文，在传统考据方法的基础上有了新扩展，从这些论文涉及帛书、纬书、波斯文等过去较少利用到的文献资源即可以得到确证。
对民间文学的多侧面研究仍是2002年的主旋律。如曾祥委《岭南的盘古崇拜群》、罗汉田《传统歌谣正在悄然丧失——巴马瑶族自治县巴根、六平传统歌谣现状调查报告》、席嘉与和志君《民间传说的文本与语境——一个文化变迁的个案分析》、秋郎《藏族史诗〈格萨尔〉与色达牧区文化》等，继续运用民俗学田野调查方法，发现新资料，提出新问题。由刘守华、顾希佳、江帆、林继富等人完成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项目，在2002年出版了70万字的专著，集中体现了民间故事类型学研究的新成果。田茂军出版《锉刀下的风景——湘西苗族剪纸的文化探寻》，学人对民间艺术的研究更加深入。台湾东吴大学鹿忆鹿女士出版《洪水神话——以中国南方民族与台湾原住民为中心》，显示出海峡两岸的民间文艺学研究在紧密呼应中持续进展的可喜态势。此外，从考古学、民族学、比较文学等不同角度对民间文学作品的释读，对歌手、故事家的传承研究，对民间诗歌、民间音乐、美术的艺术分析等，在论文数量上占了绝大多数，不过具有较高学术结晶的论文，仍属凤毛麟角。
2002年8月，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有关文件结集出版，取名《守望民间》。这使笔者联想起已故钟敬文先生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筹备会上的一个即席发言：“我现在只是退出第一线，即使退到三线、四线、一百线，我仍然是民间文学战线上的一个老兵！”回首2002年的中国民间文艺学，虽然不能说是百花盛开的春天，但种子已经播下，一大批有着民族文化自觉和民间文学学科自觉的人们正坚守阵地，勤恳守望，我们有理由对这一学科的未来充满信心！
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