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中国民间故事史和故事类型的研究
撰写一部《中国民间故事史》是我多年的心愿，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有了多年的知识积累，在郑振铎所著《中国俗文学史》和袁珂所著《中国神话史》的启发激励下，1991年获得中华社科基金的资助，便转向这个大型项目的研究。经过七八年的艰辛劳作，近70万字的《中国民间故事史》终于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和读者见面，这时已是1999年9月，一个伟大世纪临近结束之际了。
中国的典籍极为丰富，文人记述民间口头传说故事有悠远历史。我的研究便以广泛搜求和系统清理历代文献中的故事资料为重点，再将它们和现今存活的口头叙述形态进行比较对照，作为故事史的主线。为避免资料选取的随意性，确定从笔记小说、佛经和道藏这三大系列古籍中进行筛选，书中直接引录的古书达100余种，重点评述的故事文本300余篇，实际查阅的古籍是这个数量的数倍。
民间故事不同于作家文学，因而普通文学史的框架必须打破。口传故事是以形态大同小异的若干文本构成的“类型”跨越时空限制而传承的，因此本书除以那些容纳故事较多的书本（如《搜神记》）作为评述对象之外，还选取若干类型，集合多种古今文本以追寻故事源流；在作断代纵向叙说之外，又将佛、道影响对故事的渗透另辟章节作横向剖析。采取这种纵横交织，古今贯通的框架，似乎更切近民间口头叙事传承的本来面貌。
本书写作力求在坚持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同时，将现代民间文艺学的科学成果和方法，如“母题”、“类型”分析法和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法等融合其中。但在文本的校核、资料的引录等方面，我也力求以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严谨来要求自己。由于本书从材料搜求到体系建构均无先例可循，自己不得不走“原创”之路。但最繁难的还是在上下几千年的时空背景上对浩繁的素材作微观的精细考察，又以宏观视野梳理出这种口头叙事文学的传承演变脉络。那几年的情景，真是殚精竭虑，如痴如醉。本书的责编张国平先生精编精校，一丝不苟，他依照古籍善本对所引用材料一一进行校核，仅这一项工作就花去整整半年工夫！
《中国民间故事史》出版后受到各方好评，许多前辈和同辈学人来信祝贺，刘锡诚、谭达先的书评分别在北京和台北发表，钟敬文先生不仅在来信中称赞它“作为系统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第一本著作，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特别感人的是，在收到我的赠书后，他还要掏钱再买两本以赠送给来访的外国学人。难得的是，他们在肯定此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尚存的不足之处。如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古代故事资料以及众多地方志中的相关材料，就因受时间、精力限制而未能充分开掘，留下遗珠之憾。
在《中国民间故事史》问世之后，我又申请到一个教育部人文社科“九五”重点课题“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此项目非一人所能完成，我便邀约林继富、江帆、顾希佳三位参与其事，经过三年的通力合作，于2001年底完成50万字的书稿，交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10月问世，责编程继松。《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和《中国民间故事史》是互相补充辉映的姐妹篇。《故事史》以清理古代故事资料为主，按纵向排列，考察它的历史形态；《类型研究》选取最为常见的60个类型（涵盖故事文本约3000余篇）进行解析，所用素材以现今存活于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口头的故事为主，按体裁、样式横向组合，以展现多姿多彩而又鲜活的中国民间故事艺术世界。钟敬文先生生前曾对我讲，中国民间故事虽然可以析取出上千个类型，我们只要抓住一两百个常见类型，其总体轮廓也就大体清楚了。这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只能说是又一个大型工程的开头，故事类型研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相当普及，不论是类型的个案追踪还是在拥有丰富素材的基础上新编大型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其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亟待青年学人热情投入。
在我年近古稀之际，由中华社科基金资助的民间文学课题“佛经故事传译与中国民间故事演变”正式立项。在已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史》中，已涉及佛道信仰对民间口头文学的渗透，因而这项研究实际上是《故事史》的延伸。我将竭尽全力同海内外有关学人合作，再交一份答卷。
作为一个立足于湖北并担任过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负责人的民间文艺学家，对湖北地区的民间文学事业不能不竭尽全力促进它的发展。我曾参加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北卷》，参与开发湖北民间文学方面的“三家三村”（故事家刘德培、刘德方和孙家香，以及伍家沟民间故事村、吕家河民歌村和青林寺谜语村），发现和评论被称为“汉民族神话史诗”的大型作品《黑暗传》。居住在穷乡僻壤的这些民间文艺家，以自己的杰出才能将我们祖先创造的宝贵民间文艺财富保存至今，我以深切尊重和关爱的心情同他们交往，为他们的功绩热情鼓吹，也为改善他们的生活处境而尽力呼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十大故事家之首的刘德培老汉，80年代初期生活极端困难时，我和祁连休曾联名向全国民间文艺界发出呼吁给予捐助。2000年1月老人以88岁高龄病逝时，我带领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一行数人，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赶赴鄂西山村，同乡亲们一道给这位堪称中国口头语言大师的老人“跳丧”告别，彻夜未眠。民间文学本来就活在民众的口头和日常生活中间，正是同这些口头文学家和基层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密切联系，使我能够不断积累对民间文艺的鲜活知识与感受，充实自己的理论研究。
有一篇评论说，“刘守华教授在学术研究活动中，以勤奋、严谨、勇于开拓受到学术界的赞誉”，这几个方面虽不能自诩为特点，却大体上反映了我努力追求的意向。
我没有什么天才，只能靠长时期孜孜不倦的努力来积累、创造学术成果。一个人抓住一种有益的学问，只要几十年不间断地做下去，即使不是天才，也会有显著成就。
我崇尚许多前辈学者的严谨学风，力求将自己的有关论断建立在充分可靠的事实材料和严密合理的论证说明的基础之上。民间文艺学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科，特别要有求真务实的作风。我在有关论著中曾将现今的民间文学区分为原生、再生和新生三种形态；提出世俗性与宗教性，口头传承与书面传承的交融，是贯穿中国民间故事史的主线；紧密联系中国历史文化与民间生活来寻求许多神奇幻想故事的深层象征意义；牢牢把握民族文化的基点来作跨国跨民族的故事比较；等等。这些就是在追求严谨求实和大胆探索的统一中获取的成果。
开拓创新，给学术界提供前人未能做出的成果，是治学的根本。就我来说，“新”与“专”是密不可分的。我偏爱故事，多年学术生涯一直以故事学研究为中心，运用多种方法，从多层面切入，不断扩展它的广度与深度，以期获得原创性的成果。作为现代学人，文化视野要开阔，涉猎的知识要广博，但主攻的课题又须专一，加上持之以恒，穷追不舍，定会收获出类拔萃的成果。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经营已有百年历史，早应告别“概说”时代，向专而深的方向挺进。
在写作时，我反复咀嚼体味许多前辈学者的好文章，力求深入浅出，明白晓畅，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我常常一边嘴里念诵，一边笔下成文，以求文笔畅达。虽然对学问的深入程度有限，但总是力求把自己透彻理解了的东西写给读者看，不去故作高深和故弄玄虚。
民间文艺属于人类文化中最富于原创性和基础性的那一部分，是积累最深厚而又开发得最晚的一片沃土。在这个自己所喜爱而又是有益于社会的这一学术园地上劳作，拨开泥土就能发现成串珍珠，成为自己美妙的人生享受。尽管这一学科受社会偏见的漠视常常面临不公正的对待，它还是深深吸引着我，不论是读书、教书、写书，我总是全神贯注，乐而忘倦，乐在其中。
我喜爱这一学术事业，也喜爱民间文学教学工作和青年学生。不仅在校内，还有校外乃至海外那些素不相识的学子冒昧求教，我都是热心尽力给予指导和帮助，并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欣慰。学生是老师事业与学术生命的延续，我永远怀念从童年起不断给我以知识和力量，点燃我心田圣火的那些可敬可爱的师长，我也愿意排列在他们后面作这样的老师度过自己的一生！
【注释】
[1]原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