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时期对民间传说、故事的研究，其规模和声势远不及民间诗歌，而取得的实际成果却并不比歌谣研究逊色。
由贾芝、孙剑冰编选的《中国民间故事选》第1、2集，分别于1959年和1962年出版，共收录41个民族的作品257篇，集中展现了中国民间故事、传说丰富多彩的面貌。作为《中国民间故事选》第二集序言发表的贾芝的《民间故事的魅力》，是本时期内对中国民间故事的思想艺术魅力进行较为深入有力的概括性论析的重要成果，它不满足于简单罗列这些民间故事的主题，而是着力探寻它在中国各族民众的口头与心灵深处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奥秘。作者首先从内容上考察，发现它是一个历史与智慧的宝库，以蕴含昂扬的斗志、宝贵的经验和惊人的智慧使人们激动难忘。接着追寻它的艺术特征，而将丰富的幻想置于突出地位，认为故事的美妙幻想，或借以补充现实生活之不足，表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或用作将善恶美丑事物给予夸张渲染的手段，或使故事情节变幻莫测，引人入胜，或将动植物世界拟人化，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文章还指出故事中的幻想有着古老的渊源，人们从企图以幻想方式解释大自然的神秘到纯粹进行幻想丰富的艺术创作，经历了一段长期演变过程。文章紧密联系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文化来研究民间故事传说文本，而以艺术魅力的探寻为中心，凝结了作者长时间观察体会民间叙事艺术的宝贵心得。
毛星的《不要把幻想和现实混淆起来》[31]，是为消除读者对幻想故事和幻想形象的误解而写成的，对故事艺术的幻想特征，作了深入浅出、富有说服力的阐述。
富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几类故事，本时期都获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著名的四大传说，不仅是广大民众所熟悉和喜爱的民间创作，也成为许多民间文艺学家长期关注的研究课题。路工主持编选的“民间文学资料丛书”中，不仅辑录了关于四大传说的丰富而珍贵的文献资料，给研究者以莫大便利，他自己也依据这些资料进行研究写作，他给《孟姜女万里寻夫集》和《梁祝故事说唱集》所写的两篇《前言》[32]，都是材料翔实、颇有见地、以细致辨析其历史演变过程见长的学术成果。
罗永麟多年致力于四大传说故事的研究，这一时期写成《试论〈牛郎织女〉》和《试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33]。它们的特点是：据有丰富的材料，细心梳理故事的演变过程，围绕情节构成和人物设计，力求准确地把握作品的艺术构思特点。如就梁祝故事，说它讲述起来“显得那样智慧而风趣，乐观而含有辛辣的讽刺，悲伤而又不令人肠断”，“都表现了中国人民群众的美学理想和远大抱负”，就是颇为精当的论析。
鲁班形象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王一奇的《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化身》[34]和许钰的《民间文学中巧匠的典型》[35]等文，从形象构成、历史演变和艺术创造几方面进行探讨，使我们对这个为中国民众家喻户晓的传说获得了清晰的认识，并由此激发出民族的自豪感。
汪玢玲致力于东北人参故事的研究，她的《试论长白山区人参的传说》[36]一文，有力地揭示了这类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民间创作的现实生活基础与美学特征，它是长白山区采参人的艰苦生活与心理愿望的反映，是在人民美学观点下，把生产对象高度艺术化的结果。
具有浓郁的幻想、饱含美感诗意的民间童话故事，“五四”以来一直为研究者所注目。刘守华的《试论民间童话里的传统形象》[37]，由剖析民间童话中几类传统形象的构成及其演变过程来透视童话艺术的特质，对研究者和新童话创作者均有启示。
这几位研究者对上述几类民间叙事作品的关注和研究持之以恒，不断深入，以后均有新成果问世，受到民间文艺学界的称道。
过去我国对动物故事搜集得很少，使海外学者误以为中国动物故事很贫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类故事在各族民众口头被大量发掘出来，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中国动物故事集》，初步展现了中国动物故事的光彩。张紫晨的《略论动物故事》[38]，即为着力探讨其艺术特征与魅力的代表性成果。
本时期对于神话艺术的研究较为薄弱。袁珂的论文《漫谈民间流传的古代神话》和《关于舜象斗争神话的演变》[39]，就民间口头古神话的新发现进行神话学理论探索，受到海内外学人的重视。
关于民间谚语和谜语的研究，王毅的《略论中国谚语》[40]，吴超的《试谈谜语的特点及其表现手法》[41]，显示了新的进展。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几位致力于俗文学研究的学者，本时期均有新的成果奉献：傅惜华于1953年出版《曲艺论丛》[42]，关德栋于1958年出版《曲艺论集》[43]，黄芝冈于1951年出版《从秧歌到地方戏》[44]，陈汝衡于1958年出版《说书史话》[45]，孙楷第于1956年出版《俗讲·讲话与白话小说》[46]，它们论述的对象主要并不是民间口头创作，书中却包含着许多与民间文学密切相关的精辟论断，以他们长时期潜心研讨的成果丰富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