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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当提到的是，西藏民间故事采撷宏富，源远流长。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并非纯粹的口头文学，而是采取口头与书面两种文本交错并举地予以传承；它们在本质上当然是一种世俗文学，其内容与形式又烙印着深刻的佛教文化影响；它们既是藏族人民艺术智慧的结晶，又在祖国民族大家庭中同其他兄弟民族有着频繁的口头文学交流，并吸纳了伴随佛教而来的印度故事的有益滋养。
早在60年代《金玉凤凰》出版时，田海燕就写出了《提一些汉藏文化交流的线索》一文，举出近20个实例，说明西藏故事是“汉藏故事互相移植、丰富的奇花异果”。在此后的比较故事学研究中，人们提供了更多有趣的新发现。
20世纪初在敦煌石室发现的古藏文写本中，就有两篇藏族故事，内容大同小异，为《金波聂吉新娘的故事》的两篇异文。核心母题是两兄弟中的弟弟捕获的一只孔雀化身为美女做了他的妻子。经学者初步考定，它产生的年代不晚于9世纪或10世纪。在此期间，晋人郭璞《玄中记》和干宝《搜神论》中，就记载有豫章（江西）新喻县男子在稻田中遇雀女，娶之为妻的故事。这篇古藏文故事中的孔雀女偷偷给男子预备饭菜的情节，同晋代文学家陶潜所述《白水素女》中螺女化身的场面十分契合。可见汉藏民间文学的沟通联系久已存在。
藏族有一部古老故事集《尸语故事》，据学人考证，它是依据从印度传入的《僵尸鬼故事廿五则》改编而来的。它特别借用了印度故事中用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形式，将一系列神奇幻想故事有机串联起来，使之别具一格。如果就它所包含的那二三十篇故事而言，除少数几篇来自印度外，多数篇目均来自藏族自己的口头文学宝库，其中也包含着与藏族相邻长期交往的各兄弟民族的影响。这部故事集有多种手抄本和木刻本传世，也盛传于民间口头之上。著名藏族故事家黑尔甲50年代初曾向肖崇素讲述《青蛙骑手》《奴隶和龙女》等好些精彩故事，当采录人询问这些故事的来源时，他说故事就写在一部“上古书”上，是伯父按照“上古书”讲给自己听的：“伯父是个喇嘛，认得很多字，他常常一个人在屋子里翻书。当他读到人世受苦和男女爱情时，常常一个人伏在书桌上哭，有时又一个人翻着书笑。晚上就讲给我听。我小时记性好，他一讲我就记住了。”这部“上古书”就是《尸语故事》[4]。黑尔甲这段话对藏族故事的传播演变过程作了十分具体生动的说明。藏族还有一些“格言注释”书，如《萨迦格言注释》《格丹格言注释》《益世格言注释》，它们实际上是几部具有哲理性的故事集。许多篇取自印度的《五卷书》等故事书和佛经故事，随后又流向民众口头，几经演变，成为今天藏族民间故事的一部分。
下面再就几个著名的西藏故事略述其源流。
《六兄弟》中最新奇动人的情节是几位匠人的儿子制造出一只能载人飞行的神木鸟，飞进王宫抢回被劫夺的妻子。而关于鲁班以自己的巧手高艺制造飞天木鸢的故事，在唐代《朝野佥载》一书中就有生动完整的文本，其原初形态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墨子》一书对有关鲁国巧匠公输般制作本鸢飞天的高超技艺的记述。
《穷汉和龙女》，这个讲述穷小伙子因救龙子而被邀请至龙宫，得以娶龙女而富贵如愿的故事，是中国各族神奇幻想故事的流行篇目。四川就在故事集成中，把它作为本省“常见故事类型”列出，载有新近采录的异文45篇。它完整的古代文本，早见于晚唐《续仙传》和南宋《青琐高议》之中。
《自讨苦吃的姑娘》，即著名的“灰姑娘”故事，它在世界上最早的完整记述为《叶限》，见于唐代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这个珍贵的口述文本来自广西壮族地区。经过长时期的口头与书面传播，已构成一个覆盖欧亚大陆的巨大故事圈。
《公主的珍珠鞋》，即是在我国广大地区盛传不衰的“云中落绣鞋”型故事，它的原型出自唐人笔下的《望夫冈》和《石洞绣鞋》。后以故事、说唱、戏曲等艺术样式在中国各地广泛流传，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石义和王恩》就是它最为通行的篇名。
另一篇神奇幻想故事的经典之作《青蛙少年》，流行于从西北到东南的许多民族中间，远远超出藏族地区，成为四川、陕西等地区的“常见故事类型”。属于百越系统的壮族，自古以来就盛行蛙崇拜，似乎更有可能最早提供这个故事的原型。
又《猪头卦师》讲述了一个穷小伙子吹嘘自己会占卜或者会做梦，实则全凭意外巧合而应验，由此摆脱了贫困境遇。这个故事以《梦先生》的篇名流行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地区。据学者断定，它也是一个源自印度的诙谐故事。
像这样在口头叙事领域融合各种来源故事的情况，并不限于以上所说的普通民间故事，即使是在取材于藏族历史的民间传说中，也可以找到不少有趣实例。
《文成公主的传说》，关于藏王松赞干布派遣使者前往长安迎娶文成公主进藏，这本是见于史籍的千古佳话。而《西藏王臣记》等书却穿插进唐王三试或五试婚使的戏剧性情节，其中有蚁穿九曲明珠，辨认外形一致的树根树梢，区别混杂一起的一百匹马的母子关系等。这些显然出自虚构，经学人查考，发现上述母题取自从印度传入的《杂宝藏经》《佛本生经》之中。
又《金城公主的传说》中，载有金城公主和另一王妃均称小王子为自己所生，后由藏王下令让两妃争抢小王子以明真伪的有趣故事，同样出自虚构。这个“两母争子”的母题，因出现在元杂剧中，构成《包待制智勘灰阑记》的主体而广为人知，实则早见于汉译佛经《贤愚因缘经》的《檀离品》中，又汉代《风俗通义》所载丞相黄霸审案中也有这个故事。
从随手拈来的这几个例子便可以看出，藏族民间故事有多种来源，有的来自中原地区的汉文化，有的来自印度的佛教典籍，至于同西北、西南地区众多兄弟民族之间的口头文学的双向交流就更为频繁了。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藏族口头文学家对外来故事的借用、移植，主要表现为对相关母题的吸收改造与重新组合上。母题（或情节单元）是最小的叙事单元，单一母题构成简单故事，多个母题按特定艺术构思精心组合成为复合故事，有人称为“母题链”。母题往往是人类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基因”，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母题链的构成则千变万化。藏族口头文学家善于将本地的人民生活、风土人情和外来故事母题融为一体进行艺术创造，使深厚文化内涵同鲜明民族特色相辅相成而构成精美动人的故事。以《玛桑雅如喀查》（《牛仔玛桑》）为例，其中牛头人身怪物即人兽合体英雄就是源自印度的古老母题，见于《尸语故事》的早期书面文本，它的异国情调十分明显；后来在广泛流传过程中经藏、回、土、裕固等民族口头文学家的不断加工创造成为《黑马张三哥》，就完全本土化、民族化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传播，和吸收民众集体智慧进行加工创造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过程。这里，我们不禁想起钟爱民间故事的俄国著名作家高尔基在评论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时所讲的一段话：“借用并非任何时候都会发生歪曲，有时它会使好的故事锦上添花。古代民间故事的借用和用每一个种族、每一个民族、每一个阶级的特点加以补充的过程，在理性文化和民间创作的发展中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借用、移植并不是简单抄袭，总会有所补充创造，因而会使故事锦上添花，促进民间创作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