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文艺学领域耕耘不息的动力
孙：中国民间故事学体系的建构，折射出您坚实、长远、卓有成效的学术史探索精神。您能谈一谈这几十年在民间文艺学领域耕耘不息的动力来自哪里，有什么主要感悟？
刘：大约10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讲道：“我于1957年从母校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留校，投身于民间文学专业已达半个世纪。将个人兴趣、教师职业和社会责任三者融为一体，在这一园地经历风风雨雨，不息耕耘，在这‘三位一体’中就会乐而忘倦，勤奋难息了。可是这‘三位一体’在人群中往往难于圆满实现，我可以说是幸运儿之一。”
我这60载是在新中国华诞70年中度过的，因此不能撇开这一宏观历史巨变来观察学人的个体命运，而应紧密联系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时代风云来探究学人的人生轨迹与为学之道。2001年，我曾在加拿大出版的《文化中国》杂志上发表《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年足迹》一文，篇首即就新中国诞生和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作了一段简要概述：
刚过去的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风雷激荡，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觉醒的广大民众走上历史舞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史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千百年来紧密伴随民众生活，真实记录他们历史足迹，直接抒写他们爱憎苦乐与梦想追求的民间口头文学也相关应地备受文化界的关注，终于构成为一门现代人文学科——民间文艺学，并获得较充分发展。从“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创办《歌谣》周刊，到90年代规模宏大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陆续问世；从鲁迅称道众多的民间故事讲述为“不识字的作家”，到毛泽东亲自倡导采集民歌；从《故事会》这样的刊物每期发行几百万份，到一系列口头文学家的口述故事专集纷纷出版问世享誉全国并走向世界，等等，诸多事例构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别开生面的崭新篇章。[5]
我60年来投身于民间文艺学的治学生涯，就是在这不平凡的时代激流中闯荡过来的。
最后，我要谈谈自己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发展民间文学专业的情况。1960年自编《民间文学》教材铅印成册，紧跟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先生的脚步，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1980年代中国历史跨进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来，我从湖北省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组归队复业，恢复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同时还在集体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大学通用教材中，独立设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专章，将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糅合在一起给予评说。我和陈建宪、黄永林共同发展华中师大民间文学专业，从1987年起，获得硕士、博士授予权，开始招收培养硕士、博士，成为培育民间文学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1993年我们学校的民间文学专业教学成果获得“湖北省人民政府教学改革一等奖”。
我们专业坚持国际学术交流，坚持对外开放的教学科研思路，民间文艺学这样的小学科出人意外地更显活跃。首先是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教授，于1985年应邀来华中师大讲学，作为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权威学者，他不但给华师文学院的民间文学小班讲学达一月之久，并直接指导刘守华就AT461“求好运”故事作跨国比较研究；又指导陈建宪、黄永林将他的英语故事学论文集《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译成中文出版，还介绍刘守华、陈建宪加入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作会员及促成几次参与民间叙事的国际研讨会而大开眼界。
同日本的学术交流更频繁展开，刘守华与东京都立大学的饭仓照平教授密切交往，在日本学刊上发表故事学论文，并应邀赴该校讲学。同日本以野村纯一教授为首的学人组成中日学术代表团，分别在日本和鄂西进行关于故事传承的联合考察，于2004年在东京出版《日中昔话传承之现状》的考察报告。随后刘守华、刘魁立又积极参与组建以中曰韩学者为主体的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积极参与举办了几次专题研讨会。又同日本学界合作，编辑出版了《中国、日本、韩国民间故事选集》在东京出版。
在这期间，我们还邀请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暨民间文学研究家李福清前来讲学，评介他的代表作并就故事研究进行学术对话。
正是由于在积极投入对外开放的一系列学术活动中，我校民间文学专业师生的学术视野便一直处于学术前沿位置，获得国内外学界的尊重。
孙：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在您的带领下取得了长足发展，现在已是国内的一流学科平台的特色研究方向了，您的学术史就是我们学科的发展史。
刘：我能在民间文艺学园地60多年中耕耘不息并有所成就，显然不能完全用从个人兴趣追求来探求它的动力，而应当把个人的努力置于新中国70年来历史变迁的时代洪流中来考察，才切中肯綮。正是在新中国重视民族民间文化开发研究，并一浪高过一浪的推波逐浪中，我才能置身其中得以顺畅耕耘，并获得社会激励而勇往直前。这就是我平时常讲的八个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里所谓的“天”没有什么神秘意味，它就是时代潮流，就是国家大局。去年，我又被华中师范大学聘为“桂岳特聘教授”，以此来让我发挥余热，为专业发展尽一些力量。这是时代潮流和国家大局的微观体现，对我而言，深刻、真切，令人感动。
这里我还想补说一点，我们在考察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发展历史时，通常都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作为新文艺事业转折发展的标志，这已成为一项共识。近年我读刘锡诚所著《双重的文学》一书，才得悉毛泽东早在1940年11月17日写给周扬的一封信中，就曾批评他关于文艺上利用旧形式问题的讨论文章中，“有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混同，把现代中国的旧因素与新因素混同之嫌”，并鲜明地指出“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6]。毛泽东这封信直至2002年收入《毛泽东文艺论集》才正式发表为众人所知，它有力地促使当时一些左翼文艺家端正对农民的认识，逐步改变贬低或忽视以农村为根基的中国民间文艺的偏见，《讲话》的相关内容即根源于此，它实际上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中重视农村，重视农民历史作用的基本思想的体现。新中国诞生后，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组建及其覆盖全国的活动，以及郭沫若、周扬、贾芝、赵树理等著名文化人纷纷热心地投身于这一边沿性小学科，应该从此处求得合理解释。这就是民间文艺学在新中国的存在发展有着强韧生命力，不同于其他国家只属少数学人癖好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关注民间文艺，是立足于他对肩负民主主义历史使命的中国农民整体的高度评价，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发展，将这一思想贯穿在中国革命的总路线中，这就构成为支配中国共产党文化事业的主导倾向，我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对此已有深切体验。
勿庸讳言，事业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在民间文艺学方面，更显突出。这既同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事业基础薄弱有关，也同轻视下层民间文化这类传统偏见的挤压相关，因而民间文艺领域的相关学人往往处境艰难，事业成功须付出更多艰辛。可是就总体而论，以比较眼光来看，新中国70年在民间文艺学方面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却是其他国家所无法企及而令国人自豪，并对其更美好发展前景满怀自信的。
孙：谢谢刘老师接受我的学术访谈，深刻感受到了您作为民间文学学科大家的成长之路极其不易，蕴含着非常复杂的成功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学术兴趣、时代思潮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作为后学，我们要好好地向您学习。
祝您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口述记录初稿完成于2019年12月7日
整理稿经刘守华先生审阅，于2019年12月15日完成
【注释】
[1]初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3期，又载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70年学术史》，学苑出版社，2020年，改题为《民间文艺园地中追故事的人》。
[2]香港《文汇报》1986年5月11日。
[3]乔默主编：《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19页。
[4]黄永林：《刘守华：把民间故事点石成金》，《光明日报》2019年1月21日。
[5]原载于加拿大出版的《文化中国》2001年4月出版的第6卷第4期，修订稿刊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6]龚育之：《首次发表的毛泽东致周扬的一封信》，《学习时报》2002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