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传说、故事研究的新进展[1]
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一直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重点与热点，在这一领域内，董乃斌、程蔷合作的《民间叙事论纲》（《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3年第2、3期）是年内受到学人关注、引起较大反响的长篇论文。该文内容要点为：民间叙事是指生活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的口头叙述活动，主要指他们的艺术叙事。口头性是其基本特征，与此相关则有易变、易散失、往往无主名、在流传中发生增删而形成地域性与历史性异文、形式生动活泼、内容反映民众思想和趣味、真实反映与自由想象相混杂，以及与主流文化既矛盾又统一等特点。民间叙事首先大量地存在于民间文学作品当中，还有许多存在于人们的行为，如祭祀、礼仪、游戏当中。民间叙事又寄居在文人叙事的文本中。文人的介入使民间叙事经历了一个文本化的过程，使民间叙事渐渐从活态的口化之物固化为书面文字，官方的介入则进一步使某些文本变成了经典。文本，包括被经典化了的文本又可以成为民间叙事的新源头，成为新的民间叙事的依据，即“反哺”。本文还提出了活态民间叙事这一概念，所谓活态民间叙事不仅包括以前被记录而仍在口头存活的和一直只在口头流传而从未被记录的这两大部分，还包括以身体动作为主要媒介的行为叙事（如仪式、游戏等）在内。文章最后特别指出，民间叙事传达民众的心声，打破了统治阶级官方话语和主流话语的霸权，对整个民族、国家有着极大、深刻、长远的影响，因而是一种超越皇权、超越政府行政权力的在野权威。本文所论为广义民间叙事，实则涉及整个民间文学，可以说，是对我们沿用至今的民间文学概论体系的一次修正与界定。民间叙事内外部牵涉多重因素、多重关系，如语言艺术与日常行为、口头传承与书面文本，民众创造与文人著述、官方话语与民众心声等。本文对此都有一些新的发现与揭示，不仅更接近于文化史实际，也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它的现代价值。和本文性质相近的一系列文章的陆续问世，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在反思中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2003年卷）》
2003年的民间叙事文学研究，神话研究仍是热门，在传说学和故事学研究方面，传说学仍占据领先位置，这种趋向较之上年似乎更为明显。2003年传说研究成果据统计有近90篇，故事研究约80篇。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看，与2002年相比都更上一层楼。2003年传说学研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如下几方面成果：
首先在传说学基本理论及方法论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如邹明华的《专名与传说的真实性问题》（《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此文是作者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中国民间传说史”的阶段性成果，文中引入关于专名的哲学命题，重新审视传说的定义，除梳理了传说体裁特征的“实存说”和“相信说”之外，还提出了关于传说特征研究的第三种学术思路即“专名说”，认为“虚构的传说的真实性在于对专名的运用”。“‘专名’既是统一传说中的实存之物与虚构之物的逻辑工具，也是人们相信传说的心理机制发生的主要依据。”本文没有局限于传说理论的既定框架，而是将研究的眼光投向广阔的学术领域，通过建立一种新的学术关联，将一些习以为常的定见重新变成问题，成为继续思考与研究的对象，给传说学的理论研究领域注入了生机。作者在另一篇论文《传说学的知识谱系：解读柳田国男的〈传说论〉》（《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中对传说学理论经典即日本学者柳田国男1940年出版的《传说论》进行了解读，从传说的关系论、本体论和方法论这几方面勾勒了柳田国男创立的传说学知识谱系，并提出了不少颇有价值的见解。
户晓辉的《论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科学方法》（《民族艺术》2003年第4期）也值得重视，作者认为顾颉刚将中国传统的文献材料和历史演化的西方观念浑然天成般地结合在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新范式的建立。孟姜女故事作为一个独立自在的传说系统本身的演化规律及其真相，触及了故事与传说乃至民间文学的本体特征，顾颉刚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对中国现当代民间文学研究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对其研究方法的探讨，实际上对故事与传说乃至整个民间文学研究方法都具有启示作用。
对传说学理论方法进行研讨反思的重要文章还有董晓萍的《传说研究的现代方法与现在的问题——评杜德桥的〈妙善传说〉》（《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妙善传说》是英国学者杜德桥于1978年出版的关于观音菩萨的一部研究论著，他着重研究中国妙善传说的文学文献，创设了四种文本（记录本、重塑本、流通本、改编本）分析法，阐述了民间传说向通俗文学、民间宝卷、志怪小说、传奇戏剧和作家文学过渡的方式，构造了口头文学文献化的过程分析模式；该书提出了研究传说的学术原则和应把握的理论界限，以此对妙善传说的方方面面进行分析论证，并就文学、民俗学和人类学学者所共同关心的文本原型、传承、异文、功能等问题展开了学术对话。中国的传说资源十分丰富，对众多学人深具吸引力，然而“建立怎样的分析方法和学术原则去研究传说文本，已成为一些国内学者开始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国内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界在研究方法上，还有着主张侧重田野作业和侧重文本剖析的争议，在此情况下，董晓萍教授对杜德桥《妙善传说》一书的译介评论，就显得十分适时而重要了。
值得注意的还有张敦福译介的H.布鲁范德的《都市传说的研究方法》（《民俗研究》2003年第2期），对都市传说研究的几个阶段，如资料搜集、资料的分类整理和研究分析等作了详细的阐释，为广大学人打开了一扇通向都市传说研究这一新兴而富有价值的研究领域的大门。
2003年的传说学研究中的另一个亮点是村落传说研究，即以村落为单位，将民与俗以及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结合起来研究传说。村落传说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岳永逸的《乡村庙会传说与村落生活》（《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陈春声、陈树良的《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等。岳永逸的文章提出了乡村庙会传说这一概念，把传说放到生发它的村落这个特定场域与讲述它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不仅能对这些村落庙会的运行机制有较准确的把握，而且能更好地理解这些乡村庙会传说长久传承的原因及它与村落生活的密切关系。陈春声、陈树良的文章通过对乡村故事的解析来重新建构乡村历史。作者在讨论乡村社会史的研究中，提出了理解口述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以往的民间传说和故事研究，往往较多关注故事内容的类型化归纳和对故事的象征意义的较为理论化的分析，而本文通过对一个具体村落的传说的解析来更具“地点感”地理解这些故事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和岳永逸的村落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篇论文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实地调查，充分利用田野材料阐释民间传说与民众生活之间的联系。它对村落传说的研究不仅开拓了传说学研究的新视阈，也打开了传说研究的新思路。
对传说传播与传承的研究论文有顾希佳的《传说群：梁祝故事的传说学思考》（《民俗研究》2003年第2期）以及黄亚平的《伍子胥故事的演变——史传系统与敦煌变文为代表的民间系统的对比》（《敦煌研究》2003年第2期）等。顾希佳的文章以梁祝故事为个案，用传说学的理念和方法，对梁祝传说群的形成轨迹、形成原因和条件进行分析，认为传说群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民间文学作品的集体性、传承性和变异性的基本特征决定的，这也是民间文学作品传承与传播过程中的基本规律之一。黄亚平的文章则将对传说传承研究的眼光投向历史与民间，引用大量文献资料，梳理故事演变的源流，将伍子胥故事的演变分为交相渗透而又各自独立的两大系统即史传系统和民间系统，两系统在流传过程中相互渗透取长补短，使故事趋于完善。还有向云驹的《“梁祝”传说与民间文学的变异性》（《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以梁祝传说发生发展中的变异规则为例，揭示民间文学变异性的奥秘。这些论文将传说的个案研究与民间文学的基本理论紧密联系起来，既有助于对这些传说本身的理解，也是对相关学理的充实。
关于传说的个案研究，在本年成果中仍是数量最多的，但许多文章并非就事论事地解析表层内容的虚实，而是从不同历史、民俗信仰和艺术构造等方面揭示其生成演进的奥秘，它们也是对传说学理论的突破。刘守华的《百年再议老獭稚》（《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对百年来中外学者关于老獭稚传说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回顾，并对老獭稚传说的文化内涵提出了新的见解，作者认为老獭稚传说中蕴含的风水思想表现了中华民族最有特征的民俗信仰之一，还提出该传说有着打破世袭皇权，鼓励世俗小子坐天下的积极社会作用，在神秘幻想情节深处蕴涵着俗民的“天子梦”。蒋明智的《悦城龙母传说中的“移墓”情节试解》（《民族艺术》2003年第4期）一文则认为“移墓”情节有着神圣与世俗两重文化内涵，首先移墓情节以空间位移的迁移型传说为思维基础，以龙为显圣物，以移墓为圣迹，赋予了龙母坟和龙母庙以空间的神圣性；其次认为移墓与华南地区的二次葬习俗相关，包含着传统的风水观念、祖先崇拜和孝道伦理，有着鲜明的世俗化色彩。林继富的《神圣的叙事——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互动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一文对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揭示了民间传说的流变规律，进一步廓清民间传说的神圣叙事特征等传说学问题。这几篇论文从民俗文化的视角来解析传说，从各个方面展现了中国民间传说独特的社会文化价值，而且分析透彻，见解独特，代表了2003年传说个案研究的新的成就。陈虎、满涛的《略论〈史记〉对远古传说的采用》、金宇飞的《炎黄传说的考古学证明》等，延续了2002年的研究思路，将传说特征与历史、考古联系起来研究，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值得我们注意，如顾春梅的《试论五帝传说的多元价值取向》（《上海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吴天明的《高唐神女传说之再分析》（《云梦学刊》2003年第4期），李道和的《试论作为望夫石传说原型的塗山氏传说》（《民族艺术研究》2003年第2期），邱国珍的《畲族“盘瓠”形象的民俗学解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柏松的《紫姑传说中的巫术意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刘付靖的《百越民族稻谷起源神话与广州五羊传说新解》（《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等等。这些论文以具体的传说文本为研究对象，从文化学、民俗学、美学等多个角度来解析传说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蕴，使传说学研究领域显得十分活跃。
总之，2003年的传说学研究无论在传说学理论方法的反思与探讨，还是传说文本的个案研究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传说学作为一门起步较晚的学科，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中国民间传说资源的丰富以及传说与历史地理和人文风物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独有特征相关，在旅游业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与重视的今天，传说学的研究必然越来越兴旺。
2003年度的故事学研究继2002年平缓发展之后，逐渐呈现出活跃的态势。刘守华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于2002年问世后，本年内有几篇书评和相关文章陆续发表，他们是林森的《一部原创性的力作》（《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范军的《精心打磨民间故事的多棱宝石》（《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3期），张静的《民间文艺学本体建设的奠基之作》（《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年4月4日），王丹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述评》（《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刘守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方法论探索》（《思想战线》2003年第5期），以及林继富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研究的批评与反思》（《思想战线》2003年第3期）等。
在台湾屏东县考察鲁凯族民间故事的刘守华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金荣华（1995年8月）
其中以在《中国图书评论》刊出的一位出版家的评论颇具代表性，该文指出：“在通常情况下，文学研究的对象是那些各自独立成篇的书面文本，而本书的类型研究，则把同一故事的多种异文集合起来进行比较、分析、综合，既可以从‘大同’之中看出它们共有的母题、思想文化内涵及艺术情趣等等，展现出故事的原型；也可以从‘小异’之处看出不同文本的民族地域色彩以及讲述人的个性风格等等。”由此便可“对源远流长、枝繁叶茂的中国各族民间故事的文化特质及其珍贵价值，求得一个切实的认识”。评论并未涉及有关类型的建构划分等更具专业性的话题，却表明这项研究的社会文化价值得到广泛认同。许多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由于都是以众多的口头和书面的异文而散漫存在，因而只有采用类型研究方法，才能呈现出它们的完整形态，进入文学经典的行列，彰显出它们的价值。
关于故事类型研究的新成果，刘魁立本年发表《论中国螺女型故事的发展历史进程》（《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从本类型历史演变方面作了新的探求。它广泛搜集有关螺女故事的大量文献以及浙江、福建故事集成省卷中的鲜活资料，悉心梳理出田螺姑娘故事类型产生流传的历史脉络。并且发现该类型在大陆形成的两大分支系统以及B系统的两个半型式，仍然相当完好地保存在今天采录口述文本中，由此表明“这一传统历经岁月的淘洗，承继至今，在人民的口碑中长盛不衰，它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此文对我们认识中国民间文学的特色及其价值，具有重要启发性。这里应当说明的是，本文是亚细亚民间叙事文学学会2002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关于螺女故事专题研讨会的论文。本次研讨会有中日韩三国多位学者参加。这个学会在中日韩三国持续不断举办的一系列专题研讨会，对故事学研究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台湾成功大学教授陈益源发表《广西民间故事〈金仲和阿翘〉的采录与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以内容新颖、视野开阔引人注目。《金仲和阿翘》是一篇广泛流传于广西京族三岛，具有三百多年历史和巨大影响的民间爱情故事。本文主要评论的是关于这篇京族故事的来龙去脉，作者对王翠翘故事的研究另有一系列成果发表。产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王翠翘故事开始只有简单的史料传说，后发展成为明清两代脍炙人口的小说戏曲，这一传奇故事又不断向海外传播，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和越南的文学创作，至今仍活在广西京族口头文学中的《金仲与阿翘》，既是中越文化交流的见证，也是京汉文化融合的结果。这一在文学发展史上有着多重价值的文学成果，却长时期为大陆的文学史家所漠视。陈益源先生的开拓性研究理所当然地受到许多学人的重视。陈益源先生的专著《王翠翘故事研究》也于本年内在西苑出版社问世，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好评，旅居海外的著名学者柳存仁先生在该书序文中提出：“到底是《红楼梦》对文学的贡献大，还是《金云翘传》对世界的影响大呢……”表明这项研究对学人的震撼。
台湾拥有一批学术视野宽阔而又被中国丰饶的民间文学资源所深深吸引的民间文艺学家，近几年他们同祖国大陆民间文艺学界的联系更趋紧密。除陈益源之外，2003年在大陆发表的故事学论文还有金荣华的《〈定婚店〉故事试探》（《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鹿忆鹿的《不能翻身的后母角色》（《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2期），简齐儒的《从“成妻”的过渡性仪式解读中国蛇郎君故事》（《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刘秀美的《澎湖民间故事中的艰困意识》（《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等。这些论文均属故事文本研究，却以资料充实、视角新颖、分析缜密受到学界的好评。
关于民间故事类型的研究，本年还有不少文章发表，如漆凌云的《试论中国天鹅处女型故事的起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着重探求故事的源流，对已有的他人成果作了有益的补充。向柏松的《“浴女”母题的传承与文化内涵的演变》（《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和张晓舒的《从“女化蚕”看异类婚母题的嬗变》（《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就“浴女”和“女化蚕”这两个幻想故事中出现的神奇母题进行细致周密的考察，求索其民俗文化内涵。台湾东吴大学鹿忆鹿教授的《不能翻身的后母角色——从二十四孝到灰姑娘中的后母》（《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2期），深入剖析了民间故事中这一流行角色的社会文化底蕴及其艺术效应。这些文章各有其重点与特色。
本年度的故事学研究中，对普通民间故事的论述在数量上有所减少，而过去几乎无人问津的佛经故事却进入许多学人的研究视野，涌现出一系列论文，如郑筱筠的《藏族〈诺桑王子〉故事的印度渊源考》（《思想战线》2003年第5期），王立的《射箭反向母题的佛经文化渊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郜林涛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本生故事研究》（《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龙延的《〈摩诃僧祇律〉与〈四分律〉记述故事之比较》（《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等等。中国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在历史上均深受佛教和道教文化的影响，但对此的研究评论却长时间成为一个禁区，改革开放以来才逐渐被打破。近年来已有少数学人开始探求佛经故事对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于是，佛经故事也进入学人的视野，打开了民间文学研究的又一新天地。
关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互动关系的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杨宁、李黛岚的《现代意味的民间故事》（《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1期）文章虽短，所论却发人深思。文章就《根鸟》（曹文轩）和《我的妈妈是精灵》（陈丹燕）这两篇幻想小说同“寻找三根金头发”和“田螺姑娘”这两个民间幻想故事的艺术联系，发人深思地指出，现代儿童文学的创新因素里，就有着潜在的传统民间故事的影响，可以说“儿童幻想小说是具有现代意味的民间故事，它承袭传统民间故事的艺术手法形象，而深刻地表现着现代人的精神和情感状态”。
在大众的文化娱乐活动中，表达性爱情趣的荤故事一直盛传不衰，却长时期为研究者们所讳言。黄永林于本年内发表的（《民间荤故事的功能价值及其文化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从民间审美的新视角，对这类故事作了细致全面的文化学解析，它也有着扩大民间文学研究视野的启发意义。
在开拓民间文学研究新领域上，祝秀丽的《中国民间故事讲述活动史略》（《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值得特别提起。该文从讲述主体、讲述语境和讲述活动整体三方面，系统清理了20世纪民间文艺学界的研究成果，并展现了这项研究的前景。她提出：“针对我国目前研究的状况，应充分发挥民俗志田野作业捕捉动态的、整体的文化生活的优势，把研究视野从全国普查转向一个社区的深入调查，从宏观的概括转向微观的阐释，从文本或者讲述人的研究转向讲述行为的观察。”由此达到对民间故事乃至整个民俗文化发生发展实质的理解。我国的民间故事学研究通常以文本解析为主，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本文就故事讲述活动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所发表的意见对拓宽故事研究空间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2003年度的故事学研究，在所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上虽仍以传统的类型研究为主，但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上已取得不少新突破，如对佛经故事、故事讲述活动的关注等。但缺乏有分量的关于故事讲述传承的活态考察和对故事学基本理论框架的新探求，这些明显不足之处有待今后弥补。
以上我们就刊出的学术论文概略评述了民间传说、故事在2003年度内的研究进展情况，却没有把本年内出版的相关理论著作包括进去。下面简介几部值得关注的著作。
这一年，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举办了一次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由张玉安、陈岗龙主编的《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本书分为“东方神话传说比较研究”“东方史诗比较研究”和“东方民间故事比较研究”三大块，选编了中国、日本、印尼等国学者撰写的34篇论文，正如严绍璗教授在序文中所指出的：它们“以小见大，把研究的个案作为基础文本，在解析文本的基础上引出对相关模式和类型的思考。作者以自己扎实的研究，探讨东方民间文学在内的运行机制和表述的逻辑，揭示它们的智慧特征和含义的丰富性。通过数位作者的阐述，向世人展示了东方民间文学的永恒的魅力”。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为国内从事东方民间叙事文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其成果不仅着眼于跨国跨民族比较，在传说学、故事学理论的开掘上也有不少新的见地。
此外，负责组织这次研讨会的蒙古族陈岗龙博士在本年还出版了《蟒古思故事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该书是以他在钟敬文先生指导下所作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而成书的，它以35万字的巨大篇幅，对蒙古族著名的蟒古思故事从多侧面探讨，涉及这一英雄故事同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历史渊源，蟒古思故事的神话主题，以及它同佛教信仰的牵涉等。作者视野开阔，不仅占有丰富的文献资料，还作了比较充分的田野调查，正如他在绪论中所讲的，“深入民间，在传承和演唱史诗的民众生活的氛围中感性地体会蟒古思故事的多重意义，使我对蟒古思故事的思考有了重大转变”。可以说它是许多年来就一个内涵丰富的民族故事所作的最深入细致的研究。
多年任教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金荣华教授，在民间故事研究上一直勤奋耕耘，培育桃李，既组织指导学生深入台湾多处进行田野调查，采录出版了《台东卑南族口传文学选》《金门民间故事集》《澎湖县民间故事集》等，还致力于研究改进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体系，编印了两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分类索引》，2003年又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与故事分类》（台湾中国口传文学学会），虽然篇幅不大，却依据作者长期钻研并对中国故事进行分类实践的丰富体会写成，因而成为故事学研究中的难能可贵之作。
本年内，还有金荣华先生门下的黄瑞旗写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书在大陆问世，它以硕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写成，对顾颉刚先生以来的中国孟姜女传说研究丰富成果作了系统清理，展现出台湾学人的中国民间文学情结。
如果我们将2003年问世的单篇论文和理论著作加起来便可看出，这一年在传说、故事研究上虽然没有扣人心弦的巨大突破，在一大批海内外学人的持续努力下，仍保持了持续向前的态势。
【注释】
[1]本文为刘守华、李林悦合作，刊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2003年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