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贵探索 系统清理[1]——读《民间文学与元杂剧》
谭达先是我们颇为熟悉的一位学者。1994年印行的《民间文学与元杂剧》，是达先兄在香港攻读博士学位时撰写的博士论文，也是他自己感到较为满意的一部力作。
就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密切联系进行认真探讨，无论对一般文艺学还是民间文艺学研究来说，都是颇有价值的学术课题。元代杂剧被文学史家视为可与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相媲美的艺术之花，其伟大成就辉映千古。可是从它和民间文学的关联上来论析其特色与成就的学术成果却少得可怜，《民间文学与元杂剧》一书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而作的，因而它的成功便格外引人注目。
《民间文学与元杂剧》
本书采取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方式，就民间文学对元杂剧的影响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它不是就几个作家、几部杂剧作蜻蜓点水式的论评，而是对留存至今的160多部杂剧进行系统清理。它也不是具体涉及一两种常见的民间文学体裁，而是以宽广的民间文学视野，分别从民间故事（含神话、传说）、民间歌谣、民间谚语、歇后语以及民间谜语等多侧面来考察元杂剧的民间文学性。书中不但注意到杂剧剧本的题材、故事、人物形象同民间口头传承的关联，还细心地从剧本的字里行间辨析民间文学的语言色彩。如在论述民间歌谣被杂剧吸取的情况时，作者就从时政歌、船夫歌、婚礼歌、生活歌、数字谣、连珠谣、劳动歌、祝寿歌、哭丧歌、骚体歌等方面选取了近40个实例；论及民谚从《秋胡戏妻》中找出“嫁的鸡，一处飞”；从《老生儿》中找出“嫁的鸡随鸡飞，嫁的狗随狗走，嫁的狐堆坐的守”；从《举案齐眉》中找出“嫁的鸡则索一处飞”。然后指出，这几条民间谚语属同一母题，被用在具有“出嫁从夫”思想的老妇和旦角口中，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她们的思想性格，也折射出元代的社会习俗。本书的结论正是建立在充实可靠的实际材料基础之上，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作者的学术功力还突出地表现在对民间文学有关母题的比较研究上以及对元杂剧“活用”民间文学的深入论析上。
民间文学中的许多重要母题往往存活于广大的时空背景之上。我们在研究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时，如果缺乏这方面的学术素养，抓住一鳞半爪，简单比附，所导致的结论就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有鉴于此，本书作者便“尝试用上了一些比较研究的方法，企图使问题的分析，多具备一点民间文学科学的色彩，而且也可谈的更切实些”（《自序》）。例如李行道的杂剧《灰阑记》，曾传入欧洲，并被布莱希特改编为《高加索灰阑记》，产生过世界影响。该剧实由民间口头传承中关于两位母亲争夺一个孩子的故事改编而成，表现这一母题的故事见于古今中外的多种典籍中，这样人们对其本身来源的论断就其说不一了。作者在书中将《圣经》里的所罗门王故事、阿拉伯的《公正的判决》、我国东汉应劭《风俗通》里的《颍川有富室》，以及云南傣族至今仍在流传的口头作品《抢娃娃》等几种文本进行比较分析之后，最后论评道：“由于不少同型故事的存在，加上文献记录不足，已难于确断《灰阑记》故事最早来源是哪一个特定的生活故事。不过按常识来推断，可以大致确定，较大的可能，是以前引《颍川有富室》故事为基础，后来又吸收了外国同型故事及中国民间包公审案故事，然后改编而成。”由于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吸收了比较故事学成果，持论就较为公允。对所涉及的十几个类型的神话、传说、故事，大都是以作者积累的丰富的中外民间文学知识，经过一番比较研究之后再同杂剧作品相沟通，从而避免了随意性与片面性。
作者特别注意到元杂剧对民间文学材料的“活用”，《灰阑记》将“二母争子”的民间故事楔入包公复审一个糊涂官错判的冤案之中，是生活故事的活用。其特点是“把生活故事加以改造，给予加工和提高”，使之符合戏剧创作和演出的要求。另又灵活地吸取民间笑话多姿多彩的表现手法，把叙事、道白、动作表演三者作完善的融合，构成一种更适合于创造喜剧和喜剧性情节的精美笑话，而对民间笑话的仿作，也是一种活用。
在这篇博士论文的结语里，作者把元杂剧由于内容接近平民大众的生活心理以及努力吸取民间文学而获得的“民间文学性”作为一个重要的特征提了出来。他写道：
元杂剧作者既生活在社会底层，自然对那些在平民大众中广泛流传，富有浓郁民族文学特征和地方色彩的民间文学作品，耳闻目濡，爱好极深。因之创作杂剧时，就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较多吸取，进行融会贯通，推陈出新，有时还把它和自己所创作的部分熔铸得那么水乳交融，那么清新有味。在有的杂剧中，有时甚至完全使人无法看出哪些成分来自民间文学作品，而哪些成分又是剧作家自己所创。正由于上述二者的存在，便构成了一个文学创作上的特殊现象，使元杂剧获得了较多的民间文学性，闪耀出新的艺术光辉。
由于这一论断是在占有材料并经过缜密研究之后作出来的，因而坚实可信，它无论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民间文学史或民间文艺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注释】
[1]刊于香港《文汇报》1995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