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

1956年，还是大学生的刘先生在《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一文，受到学界关注。1957年，他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民间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正式开启了民间故事的研究之路，并为此砥砺前行。

刘先生喜爱散发泥土芳香的民间故事，经常深入民间进行田野调研。从1981年起，他担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副主席长达20年之久，足迹遍布湖北全省各地，与乡村泥土艺术广结情缘。他密切关注民间故事及传承人的形成与其社会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深入开展田野调查，并同这些口头文学家和搜集家建立了友好联系。

刘先生参与开发了湖北民间文学的“三家三村”（故事家刘德培、刘德方和孙家香，伍家沟民间故事村、吕家河民歌村和青林寺谜语村），以及被称作“汉民族神话史诗”的《黑暗传》等。围绕故事家成长和故事村形成的诸多文化因素研究，他先后发表了《文化背景与故事传承——对32位民间故事讲述家的综合考察》《中国鄂西北的民间故事村伍家沟》《湖北“故事村”里传承的梁祝传说》《故事村与民间故事保护》《清江流域的女故事家孙家香》《汉族杰出的民间故事家刘德培》等多篇论文，将故事及故事家的研究置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分析，注重发掘其被形式所遮蔽着的民族文化底蕴，既分析民间故事的思想和艺术特点，又重视社会历史文化对作品及其创作传承者的巨大影响，努力开掘民间故事与社会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开创了民间故事研究的文化学范式。

在坚持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刘先生充分吸取现代国际民间文艺学和比较文学成果及方法，以揭示跨文化体系的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民间故事的类同与变异，同时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找出民间故事和其他相关文化事象的区别与联系，进而从理论上阐明造成这些故事异同的历史文化根源，探求民间故事在历时与共时的文化背景上产生、流传、演变的规律，揭示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

刘先生最初写作了一组总题为《一个著名故事的生活史探索》的文章，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淌来儿”“蛇郎”“求好运”等故事类型的“生活史”进行追踪研究，不仅使他跨入了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乃至比较文学研究的殿堂，更使他的故事研究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民间故事的文化学研究。

20世纪末，刘先生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与传承研究”，最终以《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为结项成果出版。课题选择和归纳了60个常见的中国故事类型加以剖析，以全面体现他对故事类型研究“本土化”的学术理念和重视文化背景与价值评判的特征。有学者将他这种从中华传统文化深处探求中国民间口头文学的文化根脉的研究称之为“故事文化学”。刘锡诚先生评价说：“他的学术视野不断扩大，研究方法逐渐从单一到多元综合，从地理历史研究法，到把类型研究与功能研究、意义研究结合起来，从跨国跨民族的比较研究到跨文化研究，从文本研究到历时的、共时的、多侧面的比较研究，再到结构形态研究……一言以蔽之，文化研究的介入，不仅打破了他民间故事研究单一的文艺学研究，也打破了西方来源和背景的类型研究的困局。”“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可以视为刘守华故事研究的一个转折。”

刘先生曾用长达30年时间对“求好运”民间故事的经典个案进行跟踪研究，在搜集210余篇异文的基础上，编著出版了《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这部书共收录以他的“求好运”故事研究论文为主的中外学者的研究论文14篇，选辑中国18个民族及亚欧7国的80余篇异文，是世界首部AT461型故事的研究成果与故事文本合集。

《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近期获得了湖北省文联授予的文艺评论著作二等奖。刘先生说：“追踪研究可以说是我的特点之一，是一种执着，是对某些个案的不断追踪。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我能够完全沉浸在里头，思绪不断，恒久琢磨，才有所领悟。把解开谜团作为一种乐趣，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这里面有个理论和方法的问题，理论上要不断地学习探索，开阔视野，奋力趋前，把学问做活做深。”

“作为中国民间故事的扛旗人物，从1953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至今，刘守华潜心研究民间故事63年……虽然大半辈子做同一件工作，但刘守华从没有感到过厌倦和乏味。”有媒体专访刘先生时这样评价。

《中国民间故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