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回眸与反思[19]

本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和平环境为大规模集体性的民间文艺搜集与研究提供了基础条件。在百废俱兴、百业待举的形势下，民间文艺成为最早受到党和政府重视的文化事业之一。

回顾这60年来民间文艺事业的成就与不足，成为本年度众多学人关注的中心课题。见诸报刊的文章，或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艺学60年作全面回顾，或就神话、史诗、民间故事、民间歌谣等领域的学术进展作专门考察，最引人注目的是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三家协同，组织编纂的十套《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共298卷，于今年9月全部出版问世。正如周巍峙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讲的，这一工程“不愧为当代中国民族的一种宏大文化叙事，以‘中华民族文化长城’形容其伟大，当之无愧”。

另一项宏大文化工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自2003年由政府主导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来，2006年和2008年国务院先后批准公布了两批国家级保护名录共1028项，其中民间文学项目达84项，还评定了这些项目的传承人，列入省级和市县级名录的民间文艺项目数量更多。它们进入公认的中国民间文学经典作品系列之中，受到公众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有关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从田野调查、采录整理到研究评审、开发利用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活动，在推进这一宏大文化工程过程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因而它有力地开拓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的又一个黄金季节。乌丙安教授说：“一门传统人文学科和一桩新型文化工作由于文化的近亲关系而结缘，很快就一见如故，两厢情愿，结成了密切的亲缘。”这段话不论就民俗学或民间文艺学而言，都是很适宜的。

就本年度的情况而论，神话学、史诗学、传说学领域均有令人振奋的学术成果问世，如四川大学刘长东对土家族女始祖神话的考辨，辽宁大学江帆对满族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的评论，就是针对非遗保护工程关注的重要项目，将田野作业开掘的新材料和丰富的地方古典文献记载融会贯通，探求本真形貌，从而摆脱了一些简单浮泛的西方文化人类学、神话学、传说学等的理论框架。至于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工艺美术等项目，在相关方面发展地方经济文化的强力推动下，它们的开发与评论宣传的势头就显得更为强劲了。

中国民间文艺学在各领域的新进展，同非遗保护工程的有力推动是显而易见的。但包容广博的非遗保护工程不论和民俗学还是民间文艺学毕竟属于内涵和体系不同的两个学科，不宜完全混同。还是乌丙安先生说得好：“即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种具有长远目标的文化工程或工作，也无法取代民俗学作为人文学科持久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民俗学者应守土有责。”

就本年度的民间文艺学成就而言，学人围绕列入国家名录和地方名录的民间文学、民间艺术重要项目进行评述，特别是在神话、史诗、民间传说等体裁方面，使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来民间文艺发掘的辉煌成就得以展现，自然是令人欢欣鼓舞的。由于非遗保护强调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以空前力度突显出地方文化的特色与价值，因而极大地调动了各兄弟民族与各地区文化界发掘本民族、本地区民间文艺的积极性，促使中国民间文艺学园地百花盛开，工作队伍不断壮大，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更为鲜明突出。

另一方面，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交叉混融以及许多地方在申报非遗名录和开发利用非遗项目上的急功近利行为，也带来了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造成了对民间文艺事业的损害。两批名录成为社会关注重点，而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理论建设任务反而陷于荒疏，高校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地位设置多年处于混乱状态就是一例。乌丙安教授大声呼吁民俗学家“守土有责”，所含深意，耐人回味。

笔者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艺事业60年的文章中引述钟敬文先生的题词结尾道：“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现在将它置于2009年民间文艺学年鉴的卷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艺学60年的点睛之笔，我想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2012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