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本年中，还有李道和的《女鸟故事的民俗文化渊源》^[9]和薛克翘的《中印鹦鹉故事因缘》^[10]，由于对古典文献材料的旁征博引，深入探求这两个故事类型的渊源，也受到学界的重视。女鸟通称天鹅处女型故事，已有多位中外学者作过研究，李文着力从中国古代诗文典籍中探求它的民俗文化渊源，系统梳理了它在高禖祠祀、水次祓除、求雨雩祭及招魂、巫蛊等一系列礼俗文化背景中，经过长期综合与积淀，由隐而现的构成过程。文章认为女鸟形象是从女巫经过简翟（以及姜嫄）演化而来，她美丽而恐怖，多情而散漫，既是一种信仰对象，也是一个奇丽的文学形象。文章从“鸟与女、衣与妻的对等关系”“衣与魂的黏附关系”“女巫与女鸟的传承关系”三个侧面进行具体论证，将传统的文献考据和现代民俗学、人类学方法相结合，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女鸟是一个世界故事类型，仅借助中国古典文献材料是否能完全揭穿它构成的奥秘，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另一篇《中印鹦鹉故事因缘》，也以资料丰富见长。它对唐前、唐代及唐以后的中印鹦鹉故事的众多书面记载（包括佛经、民间叙事和作家文学）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得出了中国此类故事深受印度佛经故事影响的结论。其方法属于跨国比较的影响研究，这一方法并不新颖，由于作者旁征博引富于实证性而具有较强说服力。

这几篇文章启示我们：在中国浩繁的古代典籍（含宗教典籍）中，拥有丰富的民间文化信息，它们和近现代的民间口头传承文化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现代民间文艺学研究固然必须十分重视田野调查，然而善于运用古代文献资料，对中国的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也是一项必备的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