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丹著《18～20世纪中国异类婚恋故事研究》序[1]
《18～20世纪中国异类婚恋故事研究》是李丽丹于2008年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经几度寒暑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现经认真修订即将在光明日报出版社问世，作为故事学园圃的一名老园丁和书稿的首位读者，我很高兴地献出这开篇话语。
中国各民族民间故事之丰富优美是举世皆知的，《意大利童话》的编撰者、著名作家伊·卡尔维诺在此书的中文版题词中就写道：“民间故事是最通俗的艺术形式，同时它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灵魂。我热爱中国民间故事，对它们一向百读不厌。”在中国民间故事的百花园中，关于人类与动植物精灵或异域仙鬼等异类男女婚恋的所谓“异类婚故事”又格外多姿多彩而逗人喜爱。我在《中国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一文中曾用如下文字概述过它们的大体特色：
《18～20世纪中国异类婚恋故事研究》
许多可亲可爱的动植物精灵，更多地出现在“异类婚”或“神奇婚姻”故事系列中。其情节构成有以男性为异类的，如“蛇郎”“神蛙丈夫”；更多的则以女性为异类，如“天鹅处女”“田螺姑娘”“龙女”“蛇妻”“虎妻”“狐狸媳妇”“鱼姑娘”等。男女情爱既是民间故事永恒主题之一，其叙事形态又富于变化而显得多姿多彩。“蛇郎”故事的构思是以蛇郎的变形来象征男性境遇的突变，由此将两姐妹的美丑性格作鲜明对比。“神蛙丈夫”中的青蛙，就其由卑贱丑陋遭人歧视的异类转化为富有英俊的王子而获得女性青睐的故事线索而言，和“蛇郎”有其相通之处。但它着重表现的是青蛙求婚时在哭笑之间能使山崩地裂的巨大能量，以及最后蛙皮被毁，追求人间幸福的美梦遭到破灭的悲怆结局，从而使两个故事的内涵明显有别。至于在异类充当女性角色的那些叙说中，女方主动以身相许，大多出于对勤劳善良的小伙子的报恩或对人间夫妻生活的追慕，这是它们的相通之处。但每个类型又各具特色，以“女强人”姿态出现的龙女和性情温顺围着灶台打转的田螺姑娘形象构成鲜明对比；天鹅或孔雀仙女因受天国戒律约束而不得不飞返故国，蛇妻因丑陋原形被人窥视而难以在人间立足，两者的意趣迥然有别。鱼姑娘故事中有丈夫浪子回头的穿插，虎妻故事中有女主人公兽性复萌遭致家庭毁灭的叙说，象征性地展现出男女爱情婚姻生活的复杂情态。笔者曾经认为，在中国民间歌谣中，最优美动人的是情歌；那么，也可以说，在民间故事园地中，凝聚着充沛情感与想象最富于魅力的，就是这些浪漫主义的爱情故事了。
丽丹选取异类婚故事作博士学位论文，不论是从故事学、民间文艺学还是中国文学史的深入探讨上，无疑都有着十分引人注目的重要价值。
所谓“异类婚故事”，实际上是一个包容广大的故事群，本书从“叙事学研究”切入，对这部分饱含奇光异彩的故事作了既较为全面又相当深入的论析。它从这些故事中提炼出14个常见母题，即路遇、自荐、园亭之遇、求异类为偶、异境艳遇、善行、禁忌、难题考验、神奇能力、生子、得到神奇宝物、团圆、分离、惩罚。再按母题链的组合情况归纳出报恩、践约、追求婚恋和异境遇艳4个大的类型。由此将近300篇文人笔下和上千篇民众口述的异类婚故事的艺术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除在上述母题、类型解析中揭示作品的文化内涵与审美特征外，本书还就异类婚故事群的人物角色功能及时空变幻等叙事要素，从浅层向深层延伸的叙事结构，以及作家叙事和民间口头叙事之异同比较诸方面作了深入的学理探究。
本书的特色突出地显现在两方面，一是材料充实，积累深厚。丽丹研究异类婚故事，从硕士学位论文写到博士学位论文，持续长达数年之久。她将民众口述和文人笔下的故事汇聚成一个整体，构筑成中国叙事文学中的一座宏伟大厦。如从清代的《聊斋志异》等9部笔记小说中所搜得的此类故事就近300篇，至于作为主体引述的民间故事，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就实施一项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宏伟文化工程，按“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三性原则采录编印的故事集大量涌现，从而给故事学研究提供了无比珍贵的大量鲜活资料，如本书所使用的辽宁省故事集成地方资料本就达59种，含故事上万篇，从中搜求的异类婚故事自然就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了。
二是作者认真吸取国内外民间文艺学和叙事学中的多种方法予以灵活运用，如“将民间文学中常用的母题研究与类型研究方法运用到文人叙事研究中，而将文人叙事中常常为学者所注目的叙事技巧研究运用于民间文学研究，以弥补民间文学较少细致分析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场景等等的不足，从而在研究方法上有所互补”。再如对异类婚从事时空背景的设置，作者经过细致比较，认为和西方文学有别，中国故事空间设置的象征意义具有相对性，即同对人物的审美判断、情感判断和道德隐喻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不具有绝对的美好或凶险的两重性，而且常受着道教信仰的浸染。这就是颇有见地的论断。中国的民间叙事和文人叙事都十分发达，才成就明清小说的艺术巅峰。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有着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可是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常常将它们割裂开来，一些艺术创造之谜便难识底奥。丽丹从材料处理到研究方法运用上，大胆尝试以异类婚故事为例，建构一个中国的“大叙事”。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李福清，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撰写过一部深受学界好评的《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也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他的研究方法特点是：“从作品最小的情节单元（母题）入手，作系统性的研究。”他就《三国演义》的说书和长篇小说的关联作开创性研究，丽丹是就民众口述和文人笔下的短篇异类婚故事群作系统考察，在文学史研究上，可以说具有相互媲美的意义。
本书在对异类婚故事群从类型、叙事要素、叙事母题、结构等方面作系统考察的基础上，还着力于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的比较，如说文人叙事虽然在内容上具有更多层次与内涵，艺术表现手法也更为细致生动而富于个性色彩，可是“用现代的女性的观点来看，民间故事所缺乏而文人叙事所关注的这些母题正显示出民间叙事的纯净与无瑕，文人叙事体现出的一些审美趣味如坐拥双娇、一夫多妻，婚姻乃因果报应事和转世来生事，婚姻是通往得道成仙之捷径等，在民间叙述的异类婚故事中就很少出现”。文人笔下的异类婚故事常以其所蕴含的浪漫艳情吸引读者，然而仔细品味，我完全赞同本书所深入揭示的民间叙事更为素朴纯净之说。
作者在结语中认为，本书对异类婚故事的审美特征及叙事学特征的开掘尚有一些不足之处，我认为，这并非应景式的自谦之词，而是对更深入地开掘这一叙事学宝藏的可贵构想。中国的异类婚故事群，不仅是由于它所表现的爱情婚姻是一个永恒不衰的文学主题，还由于它最牵动人心而成为人们精心琢磨的文学瑰宝，它的叙事艺术奥秘，它的审美特征，以及它在整座中国文学大厦中的重要位置等等，都有待更多学人涉足其间，作更深入的探究。我十分赞赏丽丹在本书结语中所呼唤的：“这株奇葩和它所在的土壤，有着更多的芬芳等待我们去采摘！”
2012年6月10日写于
华中师大桂子山校园
【注释】
[1]李丽丹：《18～20世纪中国异类婚恋故事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