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远平著《彝族“支嘎阿鲁”史诗研究》序[1]
《彝族“支嘎阿鲁”史诗研究》是肖远平几年前于华中师范大学完成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现几经易稿即将正式出版。作为他的老师，我的心情无疑是十分高兴的，也由衷地感到时光飞逝，似乎是倏忽之间，肖远平的民间文学之路就已经有三十余年了。
肖远平1982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并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当年我曾为他们讲授民间文学课程。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由董永林教授指导。这一届的学生非常幸运，他们在校期间，正值中国迈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我们曾邀请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教授（1915—1989）来校讲学，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追忆过丁先生在华师的这一段经历：
《彝族“支嘎阿鲁”史诗研究》
我们邀请丁乃通先生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讲学，从1985年9月16日接他进校，到10月17日送别，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他每周给我们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讲一两次课。我们平时还可随时向他请教，或不拘形式地展开讨论。他带来一纸箱外文书刊，其中有阿兰·邓迪斯的《世界民俗学》、斯蒂·汤普森的《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以及《世界民间故事母题索引》等。他主要参照汤普森的著作给我们讲故事学，常拿着英文原著边译边讲。由于我们的英语水平差，对国外学术又很陌生，他只能慢条斯理地讲，话语却沁人心脾，使听者有如沐春风的感受。以这一个月的讲学为中心，我们的交往从1983年5月开始到1988年4月，前后达5年之久，书面通信近20次。他身上强烈搏动的中国民间文学情结，不止一次地给我以有力的冲击和感染。1985年10月17日讲学结束，我校举行简短仪式表示感谢，由章开沅校长聘请他为客座教授。他当即将所携带的外文书刊，还有付给他的讲课酬金640元，全部捐赠给我们。后来，连学校报销的机票款也给了我们，叮嘱我们买两个书柜，多搜购一些民间文学资料，建立自己的资料室。
在丁先生授课的这个小班学生中，就有肖远平以及陈建宪、黄永林、林继富、覃德清、田茂军等。丁先生作为以编纂《中国故事类型索引》而蜚声国际学苑的著名学者，不但将专注世界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前沿成果和方法介绍给我们，使我们眼界大开；更以他自己对中华文化和中国各族民间故事的挚爱、激赏给我们以深切感染，有力地激励着我们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学苑中奋力前行。肖远平三十年来一直在贵州民族民间文学沃土上辛勤耕耘，这部关于彝族史诗的论著就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
支嘎阿鲁（又译为支格阿龙、支格阿鲁等）是彝族神话传说中的创世英雄，是彝族人公认的共同祖先，也是彝族著名创始史诗的主人公。在彝族古典长诗《勒俄特依》中对他的光辉业绩有精彩描述，且这部创世史诗至今也还在四川大小凉山、云南和贵州的彝族民众间口头流传，影响十分深远。可惜的是，由于史诗研究在中国学界本身起步较晚，又多偏重于《格萨尔王传》《江格尔》和《玛纳斯》这三部流行于北方的三大英雄史诗的研究，尽管《支嘎阿鲁》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在中国学界受到的关注却较为薄弱。远平是彝族人，现在，由彝族学人自己对本民族的文学瑰宝进行研究，无疑既是一种学术空白的填补，对于远平自己而言也是一种情感认同的归依。
在中国史诗学研究领域，长期以来有这样一种看法：中国史诗主要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阿尔泰语系诸多民族的英雄史诗所构成；南方史诗少，且主要以创始史诗为主。2006年5月20日，由国务院批准并经文化部确定而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苗族古歌》《布洛陀》《遮帕麻和遮咪麻》《牡帕密帕》等均属于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创世史诗类作品。近年来，这种看法已经在学人的不断研究中有所改变，随着彝族史诗《支嘎阿鲁》的搜集、整理及汉译工作不断推进，这种看法将得到进一步的修正。
在此情况下，肖远平对南方史诗群中富于代表性的彝族《支嘎阿鲁》史诗的研究，便值得我们特别重视了。
本书着力对《支嘎阿鲁》史诗从文本传承、演唱特色、历史文化渊源及厚重价值等作多侧面的综合解读，力求较为完整地展现这部史诗的独特风貌。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它以民间文艺学中已经较为成熟的母题研究方法，从西南彝族聚居区域流传的多种版本中，析出奇特诞生、争斗征服、神奇婚姻、英雄救母等多个母题予以剖析，由此就抓住了贯通多种文本中的核心要素，使探寻其交融创世史诗与英雄史诗于一体的独特魅力，以及作跨民族文化色彩的比较更具说服力。此外，本书在研究写作中，不仅十分注意吸收西方欧美学者解析史诗的“口头程式”理论，也认真借鉴了俄罗斯学者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光彩的学术成果，如在论彝族史诗历史文化渊源这一繁难问题时就写道：
彝族是一个支系众多、分布较广的民族，关于《支嘎阿鲁》史诗的产生和形成，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但少有学者涉及的问题。本章在参考其他理论的同时，主要采用梅列津斯基教授关于英雄史诗起源的理论，以贵州史诗文本为主，结合云南、四川的相关史诗，把《支嘎阿鲁》史诗的形成发展道路放在特定的民族历史阶段中进行分析，提出《支嘎阿鲁》史诗源于云南古滇部落的部落叙事，形成于乌蒙山区，发展于征战频繁的夜郎故地。
这一具体结论是否确当，自然还可商榷，作者以开阔的学术视野来探索立论的严谨学风不得不令人称道。
还应指出，本书作者自己就是彝族出身，不仅生于斯，长于斯，从小就受着彝族风土人情的滋润，而且他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以来，三十多年一直钟情于彝族民间文化的研究探索。因此书中所论，不论是涉及彝族毕摩文化还是彝族诗学传统等等，都有着紧贴民族生活和民族心理的可贵特色。
中国的民族民间文学，以丰饶多彩闻名于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史诗的发掘和史诗学的建树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我们敬爱的钟敬文先生曾就此发表过一段颇有见地的意见，他说：“西南史诗发生比较早的，同宗教的关系密切。……英雄史诗作为大型的文学体裁，从萌芽到发展，到最后形成比较成熟的形式，其间经过千百年的流传。而且各民族社会发展的进程不一，各民族的英雄史诗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形态也不完全相似，南北方的史诗传统也不一样，北方以塑造征战英雄为主，南方以歌颂文化英雄为主。”他十分关注中国史诗学的进展，而聚焦于对南北方不同史诗类型的研究探索。在以北方三大英雄史诗为重点的史诗学研究已有了丰硕成果的情况下，多年来处于萌芽状态的南方史诗群的研究近年来也在急起直追。有关学者对苗族史诗《亚鲁王》的研究以及肖远平对彝族史诗《支嘎阿鲁》的研究，可以说是并驾齐驱的两辆马车。它们对中国史诗学的新开拓和对中华文化之增光添彩，我们将拭目以待！
2014年11月
【注释】
[1]肖远平：《彝族“支嘎阿鲁”史诗研究》序，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