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印《岭东情歌集》小引[1]
家居梅县的同窗学友陈天生，近日偶见20世纪30年代印行的《岭东情歌集》一册，喜不自胜，寄我佳作共赏，并嘱撰文推荐重印。我深为天生兄珍爱客家文化的激情所感，研读这本如同珠玉般晶莹夺目的小书之后，和天生兄“心有灵犀一点通”，十分赞赏它的文化与学术价值。
这部《岭东情歌集》含梅县情歌200首，由一位年轻的梅县文化人陈穆如花了三年多时间从山野采录得来，于1929年交付上海北新书局印行。它们一律采用工整的七言四句，即“四句头山歌”格调，而且以保留原汁原味的严谨态度用方言写定，对那些生僻词语则另作注释，如：
《岭东情歌集》
嫩娇郎来嫩娇郎，
今眠个冷脚床[2]；
睡到三更思想起，
目汁[3]双双挂念郎。
书中既精选了那些至今仍脍炙人口的客家情歌的经典之作，如“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藤死树生缠到死，树死藤生死也缠”。也别具慧眼地选取了一些看似朴实无华却意味深长的作品，如“想妹一朝又一朝，想妹三朝成了痨：十个成痨九个死，十痨九死为结交”，“三根丝线一样长，做个飘带送小郎；郎哥莫嫌飘带短，短短飘带情义长”。
本书不但以它所集录的200首精美情歌取胜，还以书首所载郑振铎、傅东华、鲁森堡的三篇序文以及陈穆如的《自序》显示了它重要的学术价值。郑振铎作为俗文学研究大家，热心将此书推荐给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并在序文中盛赞家居梅县的陈穆如：“专心在他的故乡搜集了许许多多的情歌，都是从人民口头上搜集的，都是真实的原始的民间的作品。”还将他和当时已出版《吴歌甲集》的著名学人顾颉刚相提并论，期望他们在采录研究民歌方面取得“可惊的效果”。
陈穆如的《自序》，如同顾颉刚《吴歌甲集》所附《写歌杂记》一样，同样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上的重要文献。他以简练文笔勾勒了梅县客家情歌的文化生态和优美特色，而且在字里行间，洋溢着赞美家乡人民和家乡文化的一片深情。他写道：
原来客族所居的地域，皆是山多田少的县分。吾乡梅县即是万山重叠，峰峦起伏的处所。所以此种情歌，以吾乡梅县为最盛，亦即是客族人民日常所惯唱的。客族的妇女，最为勤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时她们在垅亩之间，一面做她们的工作，一面低吟细唱，发泄她们胸中的苦闷。其材料的丰富，声韵的自然，含意的蕴藉，和流传的普遍，在民间文艺的价值上，实在算得居着重要的地位。这些情歌，有的许是大诗人所写不出的，更有些简直好过《诗经》中的情诗。
按照我在民间文学园地耕耘数十年所得见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拥有丰富优美的民间口头文学。在散文叙事中，以民间童话或幻想故事最引人入胜，而在即兴咏唱的民间诗歌中，则以情歌最为精致感人。这是因为爱情本是人类最美好而又生生不息的一种感情，情歌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爱情语言；为了最充分有力地打动情人的心坎，在角逐中赛过对手，人们总是竞奇争巧，呕心沥血地去追求最新最美的艺术境界，于是情歌的制作与传唱便日臻精美，脍炙人口了。在美不胜收的情歌海洋中，梅县客家情歌又是锤炼得最为精致的佳作。这些情歌千百年来虽紧密伴随着广大民众的爱情生活如同山花漫野怒放，可是却长期受到封建正统文化的蔑视压制而自生自灭，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春雷震响才大放异彩。北京大学于1918年开始征集歌谣，1920年成立歌谣研究会出版《歌谣周刊》，几年之内，采录与研究歌谣的活动风行南北，吸引了胡适、刘半农、顾颉刚、郑振铎等一大批新文化闯将，歌谣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侧面。由梅县人陈穆如搜集整理，于1929年问世的这部《岭东情歌集》，正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一朵民族民间文艺奇花，它不仅是梅县客家文化的代表作之一，而且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民间文艺学史上也有着它的重要价值。由此，我大力推荐将它重印发行，并相信它在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洪流中会焕发出新的动人光彩！
2011年11月于湖北武昌
【注释】
[1]陈穆如辑：《岭东情歌集》，上海：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2012年重印。
[2]
——我也；眠个冷脚床——孤枕独眠也。
[3]目汁——眼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