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十年前我在《故事学纲要》中，虽然经过细心梳理，对董均伦在故事搜集上的巨大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近年来自己在故事学的不倦探索中，时有新的感悟，深感以上评说仍有其粗疏之处，应予补充申说。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50年组建并卓有成就地推进民间文学事业以来，各地将各种样式民间口头文学的“搜集整理”置于首位，“搜集整理”一词也就随之风行于世了。但对“整理”即文字界定缺乏科学界定，以致造成一些混乱，因此在80年代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时，一律以“采录”来取代多年沿用的“搜集整理”。在一般人看来，“采录”和“搜集整理”似乎并无实质性差别，却标志着对忠实于口头文学本真面貌的严格要求，突显出这一工作的科学性，现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了。由于受当时民间文艺科学的限制，董均伦写定的故事大多标以“搜集整理”字样问世，实际上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处理，他们并不讳言有所加工这种情况。但由此便遭致强调科学记录的一些学人的贬抑了。中国民间文艺学泰斗钟敬文先生认为，多年来我们所提倡的那种作法，“它已经不能说是‘记录’，甚至说只是‘整理’，也好像有些越境。我想，它比较切合的称呼应该是‘改写’，这是名实相符的”^[2]。这是他于1980年刊印民间故事传说记录整理参考材料，按照自己早年的实际工作体会写在前言里的一段话，我国作为文学读物发表出版的民间故事，大多属于这种情况。只有“内部编印”的资料本除外。我于2016年就此专门撰写了《论民间故事的改写》一文刊于《民俗研究》杂志，它本是就儿童文学家一苇以多年心血有意识改写民间故事所出版的《中国故事》一书的序文^[3]。一苇是一位乡村语文教师，她在给中小学生教语文课时，特地穿插讲故事的活动，不辞辛劳地力求给中国孩子奉献出一本像《格林童话》那样的故事书来。我给予大力支持，现在终于有了受人称道的可喜成果。

我以为用“改写”来称道董均伦写定民间故事是切合实际的科学界定。我早就以为董均伦的故事可与《格林童话》相媲美，既是就那些具有民族神韵的故事本身而言，当然也涵盖了他们对故事的文字叙说功夫。《格林童话》并非严格忠实于口述故事原作的科学版本，这里摘引《意大利童话》的编者、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对此所作的精辟论述：

格林兄弟采用的方法，在今天看来称不上“科学”，最多只能称为“半科学”，对他们原稿的研究可以证实行家在阅读《德国民间故事集》时的强烈印象，即格林兄弟（尤其是威尔海姆·格林）在老妇人口述的故事里，加上了自己个人的色彩。他们不仅根据德国方言翻译出版了故事梗概内容，而且还把故事的各种不同说法统一起来。他们删去故事中粗俗的部分，对故事的表达和意象做了润色，并力求文体风格前后一致。

讲到《意大利童话》的编纂时，卡尔维诺坦率地承认，在编选过程中，“我亦采用‘半科学’的方法，或‘四分之三’的科学方法着手工作，另外的四分之一则加入了我个人的判断”。他在广泛搜求前人记录的故事资料基础上，认真研究，深入体会这些故事的丰厚意趣和语言魅力，再吸取《格林童话》成书的成功经验，因而获得巨大成功。

今天重新审视董均伦、江源夫妇笔下的民间故事，他们正是在不同程度的文学加工即“改写”中，赋予这些故事以广泛可读性和鲜明生动的艺术生命力，并成为我们文学界大大方方地改写中国各族民间故事的范本之一，使民间故事在中国文学百花园中更加绚丽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