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民间故事学体系建构
孙：今年《光明日报》刊出您几十年追踪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长文。以“刘守华：把民间故事点石成金”为标题，引起读者极大兴趣，您觉得“点石成金”的意味何在呢？
刘：这篇长文本有一个平实标题《刘守华民间故事研究评述》，刊出时《光明日报》编辑却改用了一个颇为别致的标题，它其实来自我于1985年问世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一书的后记，这部经过多年琢磨才得以问世的小书，我在完稿时情不自禁地写下一段话：
人们编织故事的材料都是日常生活里极普通平凡的事情，它们就在孩子们周围，可是经过说故事的人加以夸张渲染，就在眼前呈现出一个闪耀奇光异彩，隐藏着无穷奥秘的童话世界，简直是点石成金！它们刺激了我的想象力和好奇心，使我和劳动人民创造的童话艺术从此结下难解之缘，由此开始领略民间口头文学的美妙。
黄永林教授看中了这段话，把它写进那篇学术评述的长文中，《光明日报》编辑独具慧眼，又把它抽取出来作为文章标题，从而增强了它对读者眼球的吸引力。
“点石成金”这几个字不但新鲜别致，也用最为简括的语言，道出了我用几十年岁月探求民间故事这一民族艺术宝藏的良苦用心。
孙：这个标题非常好，十分精当地说明了您的研究特色。
刘：这里我讲两个“点石成金”的实例。有一个通称为“求好运”的幻想故事，讲一个绰号“穷八代”或“穷十代”的小伙子，因不甘心世代受穷的悲苦命运，便下决心出门去寻求好运；在旅途中遭遇到同样为苦难所困扰的几户人家托他问事解困，他都热心应承下来；可是千辛万苦到达神圣居留地之后，那儿的规矩却是“问一不问二，问三不问四”，他本着“先人后己”、“做好事不问前程”的精神把自己的事情撇下，问清了他人所托付的三件事，后来在他人的酬报中他也获得财宝与美好婚姻，实现了“同舟共济”的圆满结局。
我用跨国跨民族的比较文学方法来解读研究这个故事，从1979年9月在《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到2012年2月27日于《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前后追踪研究达20余年，其间还撰写过六七篇和他人商榷讨论的文章。最后认定它是一个流行欧亚多国的著名故事，起根发苗于古代佛经故事之中，后来在地球村广大地区获得传承与地区变异，仅中国异文就达200多篇；在中国各族民间故事百花园中以绚烂多彩的姿态引人注目。它所表达的迫切要求改变自己不幸命运和勇敢求索而又同舟共济的美好精神品格，不但在历史上而且在中国新时期浪潮澎湃的民工潮中仍持续闪现光彩，完全具有史诗般的魅力与价值。我将与之相关的口头故事文本和中外学者研究成果汇集成一本篇幅达50万字的大书《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交付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问世，受到读者好评。北京大学陈岗龙教授在书评中说此书“用30年研究的学术成果及丰富多彩的故事文本，向我们展示了把世界连接起来的人类命运的神奇故事”。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龚新叶在此书上市后，专访刘守华，以《追故事的人》为题刊于2016年9月号给予点赞。民间故事伴随民众的日常生活流行于田间地头，茶余饭后，初看贱如草芥，深入细致地进行文化解读，常有点石成金之效。
再以故事讲述家为例，鄂西五峰县山区的刘德培老汉，他家庭贫寒，只读过两年私塾，从11岁起即给人帮工，从种地、修屋、背脚运货到办理红白喜事，爱唱歌，讲故事和演皮影戏，足迹遍及鄂西十几个县，能讲述500多个故事。因多才多艺，生活阅历丰富，讲述的故事格外精彩动人。这些故事经王作栋采录写定，于1989年以《新笑府》的书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获得广泛好评。他不但被湖北省文化部门于1983年授予民间故事家光荣称号，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调查采访，认定为中国著名的十大民间故事家之首，被俗称为“国宝”，享誉中外。他的老伴就讲“我那老头子就像一窝洋芋，不是各级领导和专家把他挖出来，他就烂在地里了！”
另有一位鄂西土家族女故事家孙家香，本是一位不识字，连县城也没有去过的山村老奶奶，却能讲300多则故事。1997年我带领学生去她家采风，她从地里回来连草帽也未脱下，就坐在凳子上讲起故事来，话语如同拧开水龙头那样滔滔不绝。所讲故事经萧国松录音后整理写定，编成《孙家香故事集》于1997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那次采访后回到武汉向新闻界汇报，《湖北日报》记者当即撰写成一篇独家新闻《长阳发现一杰出土家族女故事家》在报上刊出，宜昌市也把她作为1997年发现的文化名人予以彰显，后来又被评选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春节期间，长阳县委书记背着米袋子上她家去拜年，因车路不通，步行爬山时摔跤受了伤。因她家生活条件差，县政府便专门把她接到敬老院养老，直至2016年病逝。
因为会讲故事，讲得多又讲得好，他们被尊为国之瑰宝。山野民众以自己的艺术智慧编织出这些美妙故事是点石成金，学人发现解读这些故事的魅力与价值，是又一次的点石成金。
孙：您对“点石成金”的阐述令我深受启发。在60多年时间锲而不舍地投身于民间故事研究的历程中，您建构了中国民间故事学体系，成为中国民间故事学的代表性学者，享誉国际学者。
刘：可以说，1956年在《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是我跨入民间文艺学领域的标志性论文。60多年来，共计刊出长短评论文章400多篇，出版学术论著10余种，它们是《中国民间童话概说》、《比较故事学》、《中国民间故事史》、《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主编）、《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佛经故事和中国民间故事演变》、《故事学纲要》、《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以及《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年耕耘录》等。另外还选编了七八种民间故事选集问世。以下分别简介如下。
《中国民间童话概说》，28万字，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1995年获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它是我于1956年在华师中文系上学时用蚂蚁啃骨头的方式动笔，经过20多年的探索琢磨，数易其稿，于1982年定稿，1985年问世的。书中对50多篇中国各族民间童话代表作作精细解析，并就童话艺术源流、童话传统形象与艺术特征、中外童话故事交流比较，以及民间口述故事搜集整理，还有新童话的创作等进行研讨。此书在中国历史新时期问世后，广受好评。香港《文汇报》刊出旅居海外的谭达先博士的书评，说它“研究的观点新、资料新、方向新、方法新，建立了独创性的民间童话科学的新体系，在促进当代中国民间童话理论科学的发展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高丙中博士在给北京大学出版社编纂的《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一书中写道：“本书的写作历时20余载，数易其稿，是作者精雕细刻的代表作，也代表了中国童话研究的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3]
由于民间童话即幻想故事是世界民间故事中最丰富优美的组成部分，此书又力求古今中外融通搜求，以充裕功夫精细琢磨，因而它成为我投身于故事学研究的基底之作，具有较强学术生命力。湖北教育出版社将作为本人代表作之一于2020年底再版。
在诸种著述中，影响最大的是有关比较故事学研究的几种书。最早问世的是1986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曾获中国比较文学图书奖二等奖。随后将此项研究申报列入教育部社科规划，于1995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比较故事学》，2003年又以《比较故事学论考》的书名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增订版。它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就跨国跨民族跨学科故事比较的总体构想，不断进行追踪探索，在二三十年间似断实联地写成系列论文发表而积累成书的，几本书以单篇文章计达40余篇。据此，乐黛云、王向远教授所著《比较文学研究》这部学术史专著认为：“新时期在比较故事学方面投入最大，成果最多，影响也最大的，当推刘守华教授。”除《比较故事学》于1998年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之外，201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列入东方文化集成丛书之内问世，关于AT461型“求好运”故事的专题研究文集《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民间故事》，也因其内容卓异获得2019年湖北省文艺评论奖二等奖。
比较故事学研究是我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向国内外学界前辈吸纳新知，增强学力，与时俱进的一段重要学术经历。
下面再说一说可以作为本人代表作的《中国民间故事史》及与之配套的几种书。
《中国民间故事史》是1991年立项的一个国家课题。以《中国民间故事史的建构》为题，刊于1994年第2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的论文即是它的开题报告，随即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选载受到学界关注。它是用一气呵成的功夫，以七八年时间的紧张耕耘而成书，篇幅达68万字，作为湖北教育出版重点图书，于1999年推出的。出版社精心编校，仅所引述的几十种古籍，责编找来原书一一校对就花去半年时间。最初在书市并不看好的这部书，想不到竟然很快销售一空，以致我给研究生上课也无书可读，只好用复印本来将就。随后被北京商务印书馆看中，于2012年重版，几年内脱销，又于2017年印制第三版。
此书从历代笔记小说和佛经、道藏这三大系列古籍以及百年来采录印行的故事文本，去粗取精选取素材，力求贯通古今，搜罗广博；在文学史体系建构上，虽沿用了上溯先秦两汉，下迄明清以至20世纪的纵向结构，却别具匠心，以每一时期容纳故事较多而精美的文本（如《搜神记》）为重点，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故事类型，上挂下联，探索其文化脉络，构成故事板块，然后以这些板块衔接成故事史链条，将微观剖析与宏观鸟瞰融为一体。在故事文本的解读评说上，力求微观剖析与宏观鸟瞰融为一体。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主导下，多侧面吸取现代民俗学、民间文学中的母题、类型解析及历史地理学派的比较研究方法，又着力于中国故事的诗学意蕴和审美价值的开掘，使传统的民间口头语言艺术在现代文化语境中焕发新的艺术光彩。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魁立于1997年在对《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结项评审书中，作了中肯深入的评论，他写道：“本书规模宏伟，取材丰富精当，思路开阔而深入，历史线索清晰。全书具体而微，既有对一定历史时期代表性作品的历史阐释，同时也有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总体论评，以时代统领对作品的认识和分析，以作品提炼和佐证时代之特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确是一部弥补空白，具有开创意义，是学术价值很高的科学著作。我以为此书当列为一等。”此书于近年已被列入中华学术外译规划之中，正由暨南大学翻译学院、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分别译成英文、日文和俄文，将在三国出版问世。
之后，我又申请到教育部一个“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与传承研究”的课题，选取60个常见故事类型及刘德方、孙家香两位故事讲述家进行研究，在我主持下，吸纳顾希佳、江帆、林继富三位学人合作，经三年琢磨，写成《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一书，于2002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获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与之相关的《刘德方故事集——野山笑林》和《土家族民间故事家孙家香故事集》，也随之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分别推出。故事类型研究属于现代民间文艺学中绽开的新花，钟敬文先生就是亚洲学界的先驱者，我们通力合作完成的这部论著，在故事学的推进上令人耳目一新。由于它是按类型划分，而且是以新中国诞生后新近采录的故事文本为主体进行评说，因而它实际上是对以古代故事为主线的《中国民间故事史》的姐妹篇。
在《中国民间故事史》的总体构想中本设有道教故事与佛经故事两章，但在此书中未能展开，它们便成为我加深加宽故事史研究的两个侧翼而殚精竭虑投入其中了。我以佛经故事研究为题，申报教育部社科项目获得资助，通读《大藏经》中的上千篇故事，写成系列论文，主体文章刊于《佛学研究》获得好评，后来编辑成《佛经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演变》一书，于201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并获得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花奖。
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对民间文化的浸润更深，我从小即深受道教信仰的影响，80年代起在以武当山道教文化为亮点的湖北民间文化研究开发热潮中，我和相关学人一道，组建湖北省道教学术研究会（任副会长），多次上武当山采录研究关于“活神仙”张三丰的传说故事，随后又在中国道教协会的支持下，撰写出《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一书，1991年于台北文津出版社作为“中国道教文化丛书”的首册推出，几年后又在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推出简体字增订版，并于2016年获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民间传统宗教信仰和民间文艺特别是故事传说两者常常呈现出水乳交融般的密切关系，将佛道文化因子纳入民间叙事范畴作深入解析，可使故事史研究更为厚实。
从中国民间童话研究到比较故事学研究，再到中国民间故事史研究，可以说就是我60多年来投身于故事学研究的三大板块。另有三部书也应该提到，那就是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列入“晚霞文库”而推出的《民间文学：魅力与价值》，计53万字，辑录70篇文章，以评说荆楚民间文艺为主体，也是我担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副主席近20年采风掘宝的工作记录。
再是2014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文学》。我于2002年在以冯骥才为首的一批文化人关于抢救保护民间传统文化遗产的呼吁书上签名，随后即投身于政府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之中，除在校内被推举为非遗研究中心主任，又在省市兼任专家委员会主要成员，参与多项活动。这部30万字的文集所辑40篇论文，即是对被列入省级和国家级保护名录的20多项民间文学代表作的评说与推荐。还有华中师大出版社于1988年作为民间文学研究生专业教材出版的《故事学纲要》，它原是1985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创办的民间文学刊授大学，作为教材特约撰写的；后经修订，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两次印行。因属民间文艺学领域中“故事学”这一分支学科首次以教材框架而成书，将故事体裁区分、故事传承、故事叙述艺术、故事发展简史、故事采录与研究等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学界评论它“第一次对中国民间故事学理论体系进行建构”[4]，充分肯定了的学术价值，但这一建构还只是就现有故事学已有成果的综合反映，具有初步尝试的特质。
这几十年我在中国民间故事学方面的耕耘所得，有幸于2018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将合编成10卷本《刘守华故事学文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培养、扶持，感谢这个时代给了我们良好的学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