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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评判民间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涉及怎样区分民间文学的精华与糟粕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区分过去民间文学作品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有害因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建设新的人民文化服务，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有些论者苛求于古人，简单粗暴地否定民族民间文学遗产。如1950年9月18日北京《新民报》副刊发表的《论〈梁祝哀史〉的主题》一文，就批评出于“乡野的农民”之口的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的唱本和地方戏，不该把梁刻画成一个“十足的傻蛋”，把祝刻画为“淫贱的婢女”，还说两人殉情死后化蝶的结尾是“充满迷信的收场”，“荒唐观念的因袭”。而这些都是“从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来处理”的结果。何其芳在1951年出版的《民间文艺集刊》第二期上，发表《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一文，对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四大传说之一的梁祝故事原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它是一部优秀的口头文学作品，指出上述批评代表了当时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错误倾向：一些人“既未能真正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没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历史知识，再加上缺乏自知之明，就很容易有这样一种十分幼稚的想法，以为依靠几个革命术语或几个简单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就可以‘批判’一切，就可以通行无阻，而这必然要发生许多错误，并且要发生笑话式的错误”。民间文艺界对梁祝故事早已作出了公允的评价，可是何其芳所指出的对待民间文学遗产的这种错误倾向，后来却在文化界长时间地存在，直到现在也未能完全克服。因而今天读到这段文字，备感亲切，依然值得人们引为鉴戒。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民间文艺研究家们以巨大热情和兴趣考察这一斗争在民间文学中有着怎样的反映，以及表达民众对阶级压迫抗争精神的民间文学作品在实际斗争中发挥了怎样的积极作用，这无疑是一种自然而合理的学术潮流。可是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因受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的影响，将民间文学的发掘整理与研究评论活动，勉强纳入简单配合社会阶级斗争的轨道，以阶级斗争主题来看待它的社会历史价值，这样，路子便越走越窄，妨碍民间文学事业在更宽广的路上向前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