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乃通著《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序[1]
国际知名学者丁乃通教授关于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的代表性论著终于呈献在海内外读者面前了。
丁乃通先生1915年4月22日生于浙江杭州，早在1936年即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西方语文学系，随即赴美深造，于1938年在哈佛大学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三年后又在哈佛大学获英国文学博士学位。1941年归国，先后在上海之江大学、河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及国立南京大学、广州岭南大学、香港新亚学院等校任外文系教授。1957年赴美，长期任教于西伊利诺大学英文系，不幸于1989年4月22日因心肌梗死与世永诀，享年七十有五。
《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
丁先生本来是研究和教授英国作家文学的，在这个领域有很深造诣，后来又转向民间口头文学。据他自己讲，那是在1960年代初期，因研究一个比较文学上的题目，发现民间文学不但是好些作家文学的基础，而且是比较两个或更多的文化背景上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最有用的工具，这才真正开始阅读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书刊，跨入这个新的学术园地。他曾以近十年的工夫，编撰出一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于1978年在芬兰首都出版，成为国际学术界系统了解中国民间故事的重要工具书。它的中文版，已于1983年和1986年先后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其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早为中国读者所熟知。我国民间文艺学界的两位前辈——钟敬文、贾芝先生在中文版序文中都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贾芝写道：“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做了细致的研究、比较和选择，完成了这本引人入门、也引人入胜的工具书。对于我国研究者，这本书是引向与世界民间故事进行比较研究的桥梁；对于国外学者，这本书则是将他们领入中国民间故事宝库的大门。”
然而丁乃通教授在海外以英文发表的有关中外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一些重要论文，却未能译成中文结集问世，这本《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就是为了满足我国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需求而编译出版的。
丁乃通撰写了多篇论文，其中《近代中国民间故事》《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的搜集与研究》和《民间文学民间办》等三篇，评述了自19世纪中叶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以民间故事为主）采录和研究的历史，勾勒了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的轮廓。由于篇幅所限，笔墨较为粗略，却包含着许多可贵的见地。与有些西方学者贬抑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民间文学事业的巨大成绩不同，他既热情洋溢地肯定了这个时期采录和研究民间文学的成就，又十分中肯地指出了在科学性上的不足。根据他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所收集的大量材料，他理直气壮地断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民间文学事业已取得了辉煌成就，而这是在政府支持下实现的。所以他毅然决然地“将人民共和国时期记录的故事，与民国时期搜集的故事以及外国人所搜集的中国民间故事”一视同仁地收入书中，并对“从前美国学人深深怀疑中国1950年后出版的故事的真实性表示十分遗憾”。等到1979年他几次来中国访问，直接感受到中国大规模采录民间文学的蓬勃热闹的景象之后，其欢愉心情的表露就更是情不自禁了。
作为丁乃通教授代表作的是对四个著名故事——《白蛇传》《黄粱梦》《灰姑娘》和《云中落绣鞋》分别进行比较研究的精彩论文。这几篇故事是中国读者颇为熟悉乃至家喻户晓的，然而它又在中国周围的邻近地区乃至欧亚大陆广传于世；既以口头方式传播，又进入通俗文学领域和著名作家诗人笔下，其艺术生命力延续千年不衰。论文作者就在这广阔的时间空间背景上将这些作品的众多异文进行比较，像清理一团乱麻似的探寻它们的来龙去脉，解析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生存演化的谜团。虽然文章较长，细心读来，却有理有趣，能使读者从不同角度获得启示与教益。
这几篇论文处理材料与导出结论的方法和我们读到的一般文学论文很不相同，它使用的是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法。西方对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研究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一般认为19世纪中叶德国的格林兄弟是这门学问的先驱者。按照丁乃通的说法，早期研究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学人都是借用文化人类学有关学派的方法，一直到19世纪晚期，研究民间口头文学都没有自己的方法，这一套方法是后来芬兰人发明的。芬兰学者为了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振奋民族精神，于一百多年前搜集整理出版了一部民族史诗《卡列瓦勒》，由此兴起采录研究民间文学之风，形成一个学派。其创始人为芬兰学者尤里乌斯·科隆（1835—1888）及其子卡尔·科隆（1863—1933），继起的代表人物有芬兰学者安·阿·阿尔奈（1867—1925），美国学者斯·汤普森（1885—1970）等。他们的代表性成果为阿尔奈与汤普森合编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简称AT分类法），现已成为国际通用的检索世界各国民间故事类型，进行比较文化研究的权威性工具书。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就是借用他们的方法与成果编撰而成的。他的这几篇论文也产生在这一方法论的基础上，由此成了这个学派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领域的代表。这一学派的研究方法有什么特点呢？
大体说来，首先要求尽可能广泛地搜求异文；再从这些异文中提取作为最小叙述要素的情节单元（母题），解析归纳出各种亚型；然后进行细致的比较对照，从纵向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构拟出故事原型，从横向的、地理流布途径中追寻故事的祖籍；确定故事的原型与祖籍之后，又回头考察各种异文，了解这一故事在不同时间空间背景上的演变情况，从而勾画出它完整的生活史，同时也给有关异文的文化内涵与价值作出恰当的评判。
本书选译的这四篇论文，就充分体现了芬兰学派这样一种研究方法的特点。
《高僧与蛇女》研究东西方流行的美女蛇故事，它被列为AT411型，在大量异文中间，中国以多种体裁来表现的《白蛇传》和英国诗人济慈的长诗《拉弥亚》均为脍炙人口之作。论文作者指出，具有双重性格的美女蛇的古老原型，是由人们对大地女神又敬又怕的矛盾心理所创造的。最先在公元前后流传于西亚或中亚的一个不崇拜蛇的民族中，后进入印度的《佛本生故事》，具有了宗教说教的特点。大约在12世纪进入西欧。在南宋时期进入中国杭州，经过一位爱好民间文学的明代文人冯梦龙加工成为小说，于是在中国生枝开花，由一个区域性的故事转变成全国皆知的四大传说之一了。
《人生如梦》一文对欧亚大陆流行的拥有60多篇异文的黄粱梦型（AT681）故事进行比较研究。文章指出，这个故事的古代异文最早出现在中国战国时期的古籍《列子》之中。8世纪至9世纪，进入中国道家著作和中东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中，成为宗教性故事。13世纪传入冰岛。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展和宗教神秘主义的衰落，这个故事也走向世俗化。作为宗教故事它已不再具有吸引人们的活力，可是其中的某些情节单元却被儿童文学家所借用，又获得了新的生命。有的研究者认为故事来自吸大麻烟产生的幻觉之中以及源于爱尔兰，文章给予了富有说服力的辩驳。
被列为AT510型的灰姑娘故事，是在世界上流行最广、调查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的著名故事之一。但由于中国材料的缺乏，西方学者对这个故事在中国及其邻近地区的流传演变情况不甚了了。《中国和印度支那的灰姑娘故事》一文，即从作者新获得的30篇异文展开比较研究。中国唐代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中的《叶限》，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关于这个故事的最早文献记录。然而在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北方的口头异文并不很多，它主要流行于中国南方及相邻的越南一带，因此文章推断，它可能出自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的少数民族，再由中亚或西亚的某个地方传入欧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著名故事。
《云中落绣鞋——中国及其邻国的301型故事群在世界传统中的意义》，包括《补充研究》，是篇幅最长也是丁乃通教授自己最为满意的一篇力作。“云中落绣鞋”是这个故事最流行的中国篇名，它讲述的是一位公主被妖怪掠走，从云中落下一只绣花鞋，英雄主人公跟踪前去搭救，却被自己的伙伴陷害；后在某种神奇力量帮助下脱险并与被救的公主结婚，而那位狡诈险恶的伙伴则遭到了应得惩罚。这个故事被认为是最广泛最重要的世界性故事，排列为AT301型，不仅具有众多口头异文，在现代西方仍有巨大活力，“其中有一部在美国许多城市、估计同样在世界各地都可看到的西班牙电影，就是人们对这一主题兴趣不衰的证明”。西方学者的研究很少注意到它的中国异文的特征与价值，作者搜求到它在中国及其邻近地区的60多篇异文，通过精细比较，阐述了它在本故事世界传统中的重要地位。文章指出，晋代干宝《搜神记》中的《望夫冈》是本故事在中国最早的文字记录。到唐代，在中西文化交流热潮中因受胡人的影响，形成具有新特点的过渡性异文《岩洞的故事》。从著名传奇小说《白猿传》中也可看出这一亚型的影响。中国现代记录的大量口头异文，其形态均与上述故事一脉相承。西方关于这个故事的最早文字叙述，见于13世纪的骑士传奇《托切》之中。它可能是在此之前通过了一个了解本故事中国唐代异文的胡人故事讲述者从中国带到西方去的。作者并不认为这就是最后结论，由于这个故事是如此之复杂，跨越的时空背景是如此之广大，因而我们目前的研究只不过窥见“真理的一斑”罢了。
不论是一般读者或文化学术工作者，从丁乃通教授的这部论著中都将获得不少宝贵启示。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外各国的民间故事。一位意大利作家说得好，民间故事既是最通俗的艺术形式，又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灵魂。对它们的研究，便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即便我们自己不作研究，可是从书中看到《白蛇传》《黄粱梦》《灰姑娘》和《云中落绣鞋》这些为中国城乡民众所熟悉和喜爱的故事，竟然在世界上流布如此之广，许多国家或民族的心灵竟然有那么多契合相通之处，人类文化的交流汇通竟然达到这样的广度和深度，这无疑会有助于扩展我们的文化视野，丰富我们的人文科学知识。
它在学术上，尤其是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对我们更有重要借鉴作用。
芬兰学派或历史地理学派在西方研究民间故事和民俗的学术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进入1980年代以来，我国虽有人做过一些介绍工作，但它们的一些代表性成果，如被称为AT分类法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布郎德依据900多篇异文对《屠龙者》（AT300）和《孪生兄弟或亲兄弟》（AT303）这两个类型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安德逊依据600多篇异文对《皇帝与方丈》（AT922）所作的比较研究等，至今尚未译介给中国读者。在翻译出版丁乃通教授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之后，再将他运用芬兰学派的方法对几个故事作微观研究的论文用中文出版，我们对这个学派的特点就有了较为具体切实的了解，能够吸取借鉴其方法为我所用了。这个学派在方法上重实证研究，要求占有大量材料，并把对于材料的细致剖析和对有关历史地理背景的认真考察结合起来进行比较论证，力求使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可靠基础上。也许我们觉得这种方法过于琐细，其研究成果也常因材料不足（民间故事采录所得材料常具有偶然性），在一个主观构拟的故事类型的完整链条上缺少某一个环节而使结论失误。由于他们只注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忽视其平行类同，也使得他们所获结论常免不了有局限性。但他们严谨精细，为探寻一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不惜花费巨大精力的治学精神却不能不令人赞叹。已有的结论虽有局限性，却给后继者提供了扎实的基础。那些具体方法虽出于芬兰学派的独创，而他们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还是十分注重融汇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方面的成果予以综合运用。以这种新颖独特的方式来对民间故事作深入的微观研究，确实令我们眼界大开。建设中国民间文艺学要取开放的态度，学习借鉴芬兰学派的长处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就丁乃通先生而言，他的论著在运用芬兰学派的方法上还有着自己的独特建树。
和一般西方民俗学家不同，他有厚实的中国语文修养，又在从事西方作家文学研究近30年之后转向民间文学研究，用“学贯中西”这四个字来形容他的学识可以说一点也不过分。他研究那几个故事不限于使用口头传承材料，而是把口头材料和中外古典文献以及作家文学融为一体，进行跨文化比较。他懂多种语文，而治学态度又十分严谨，不惜花费巨大精力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搜求资料加以融会贯通。为了查考蛇女故事是否源自印度，他曾以半年时间在香港通读《大藏经》。因而本书的内容便显得相当广博，不只是中外民间口头故事的比较，而是中西叙事文学之比较研究了。
在《高僧与蛇女》中，作者自己就写道：“笔者希望这小小的研究，不仅说明了一个古老传说的持久的意义与影响，而且有助于证实由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研究比较文学的价值。”《人生如梦》的结语则告诉我们，本文所使用的63篇异文中，只有11篇确实来自民间。“这个研究与其说是研究民间文学，不如说是研究文学史”，如果没有在文学研究上能够把东方（特别是中国）与西方并列在一起进行科学探讨的观念，这篇论文甚至无法下笔。作者诚挚地希望，“本文至少能在传统的主题与题材的研究上，有助于证明，民间故事的研究与比较文学能够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季羡林先生曾指出，比较文学史这门新学科就是在研究民间文学时创立的，民间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一直有着难分难解之缘。一些西方比较文学家认为，民俗学家对许多民间故事传说的研究就是典型的比较文学研究。本书所选译的几篇论文更是如此。它对于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一些复杂的文学类同现象所作的缜密考察深入比较，将启发学人抛弃X与Y这种简单随意的比较文学模式，提高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水准。
丁乃通先生作研究的另一特点是他十分熟悉和热爱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发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学者由于存在偏见，或因受到不能直接阅读汉文古籍与现代民间口头文学汉文材料的限制，在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时，常常把中国排除在外。他兴起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念头，就是为了把中国故事纳入世界口头文学传统，对它在世界传统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给予应有的评价。中国是民间口头文学财富最丰饶，而且用文字记录民间故事最早最多的国家。不少世界流行的著名故事，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最古老的记载，可以断定它源于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既是对国际学术界的贡献，无疑也将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
中国的民间文学事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由于他具有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排除偏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评价和使用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成果。如在《高僧和蛇女》一文中，涉及对五十年代田汉改编《白蛇传》的评价，文章大胆肯定了它对白娘子反抗性的强调：“即使这个故事现在在中国已经变成一个抗议不平的革命故事（西方的说法中显然从未接受这种解释），当代中国的作家们也还没有与这个神话的含义相距很远。”“以蛇来象征革命者，在济慈的同辈人的创作中不是很少见的，雪莱在他的《伊斯兰教起义》中，用蛇来象征被人们忽视和鄙视的善良性格。倘若是雪莱，而不是济慈来写这个故事的话，他的观点和现在中国流行的观点可能相去不会远。”在六十年代作者身居异国他乡的情况下，能够对一个古老故事在中国的新发展给予这样公允的评价，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比较文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海峡两岸的中国比较文学家都在致力建设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丁乃通先生对中西叙事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具有独创性的成果，无疑会受到大家的珍视。
丁乃通先生从1978年到1985年曾先后四次来到中国进行学术访问。他对促进中国民间文艺学界与国际同仁的交往作出了巨大努力和贡献。1985年最后一次应邀来华中师大讲学一月，受聘为华中师大民间文艺学客座教授，他对一批热心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青年学人和笔者的谆谆教诲以及赤诚献身于这门学术的精神感召，都是我们永远难以忘怀的。
本书早在1987年1月即由丁乃通先生书面委托华中师大民间文学研究室编译，并希望能由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还表示此书稿酬全部用于购书，免费赠送给国内民间文艺研究家，以发展中国的民间文学事业。丁先生的夫人许丽霞教授、任教于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金荣华教授，以及华中师大出版社的有关同志特别是责任编辑赵玉华，均对此书的编译出版给予热心支持，编译者特在此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本书的编译工作是由陈建宪和黄永林组织的，他们为此书的问世付出了巨大劳动。
让我和几位亲聆丁乃通先生教诲的年轻译者，用出版这本书、传播他心血结晶的学术成果来表达我们对这位卓越学者的不尽怀念！
1992年4月
【注释】
[1]［美］丁乃通：《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陈建宪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