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投身于比较故事学研究，以求拓展民间文学研究的空间。这项研究深受钟敬文先生的启迪和扶持。
《民间文化的忠诚守望者》（钟敬文）
钟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是中国比较故事学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当时他的主要成果有《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1928）、《中国民间故事试探》（1931—1932）、《中国民间故事型式》（1931）、《蛇郎故事试探》（1932）、《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1933）等。
他的一项开拓性的研究是归纳和整理了《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原作《中国民谭型式》），原打算写100个，后因故写到45个便中断了。这45个型式中，包括了中国最流行的幻想故事与生活故事。就情节大同小异数量众多的神话、故事辨析异同，立型归类，是对神话、故事进行比较研究的基本技术之一。钟敬文做这个工作时虽参照过由杨成志和他本人合译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却是基于中国的民间故事材料富有创造性地独立完成的，因而以其学术上的开拓性引人注目。它在日本发表后，得到很高的评价。
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对天鹅处女、蛇郎、蛤蟆、田螺精等中国著名故事的深入研究成果。以《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为例，他在指出本故事在世界民间故事型式中的重要地位之后，即转到对它在中国传播情形的探寻，介绍见于中国古籍两种《搜神记》中的《毛衣女》和《田昆仑》，再介绍今人记录的活态天鹅处女型故事，按其形态细致地归纳为三组。在此基础上，文章展开比较探讨，第一步作古今比较，以古代记载为故事原型，和各地口头传述文本作比较，认为故事发生了三方面的演变：旧有情节的修改；吸收或混合了别种故事的情节（如解答难题，两兄弟等）；故事性质由民间故事转变成为名人传说。然后将中国天鹅处女的故事和世界同型故事相比较，抽取它内容上的要素追索其原始文化内涵，共析出十点：变形，禁制，洗澡，动物和神仙相助，仙境淹留，季子胜利，仙女居留人间，术士的预测，出难题。这十种要素或母题，大多为世界各国民间故事所共有，其中也有仅在中国流传而他国所罕见的，“例如我们现在要谈的‘缘分’，便是其中的一个。在西洋及其他各处的故事中，说及缘分的似乎很少见。在中国，不始于现代，自六朝以来的记载上，含有这种成分的故事，早就大量地存在了”。
这篇论文发表后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德国艾伯哈德在1933年给钟敬文的信中就说：“我从您的著作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对这篇关于天鹅处女故事论考的文章表示赞赏说：“您的论考是非常正确的，我完全同意您的结论。”总之，钟敬文当时所进行的故事研究不仅在中国具有开拓性，而且在比较故事学的国际学术潮流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这些论文受着当时正得势的进化论人类学派的影响，着力在口头文学中寻求人类原始文化的遗留物，未能把它们作为表现民众现实生活与艺术智慧的叙事作品给予评说，现在看来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但它在比较故事学研究上又形成了中国学者的宝贵风格，这就是：重视从中国丰富典籍和地方口头传承中发掘第一手资料；从型式解剖入手对故事形态作精细比较；立足于中国历史文化土壤探索故事演进的轨迹，发掘其文化史价值。这些对我试作比较故事学研究都给予了有力的启示。
1979年第9期《民间文学》杂志上刊出了我写的《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接着又写出几篇，它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来，我在民间文艺学上向着一个新领域跨进的标志。想不到这一步就得到钟老的大力肯定。他在1982年为《中国百科年鉴》撰写的《民间文学理论的发展》一文中列有“比较方法的运用”一节，对此作了如下精要评述：
比较方法，是近代科学（不管它是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广泛使用的方法。因为比较能使事物更容易显露出它的性质或特点，在民间文艺学的领域中更是惯被采用的、有效的一种研究手段。从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和民俗研究的历史上看，这种情形极为显然。不管北大《歌谣》周刊时期，或中大《民俗》周刊时期，这种方法，都相当流行过。自然，从我们今日的立场、观点看来，它不是科学研究的主导方法，而是一种次要的、技术性的方法，但也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方法。
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在民间文艺研究领域中这种方法很少被采用。近年来因为“比较文学”的热潮流入，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也有人在新学术思想基础上采用了这种科学方法。现在尽力进行这种工作的学者还不多，但是，预计不久它将会热闹起来。
现在试略述这方面的情形。1979年及1980年，刘守华在《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上，连续发表《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民间童话之谜》两篇论文。去年他又在该两期刊上分别发表《略谈中日民间故事的交流》及《〈一千零一夜〉和中国民间故事》……
世界学术不断前进，对于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今天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里使用比较方法，除了首先必须服从先进的观点和基本方法（辩证法）之外，还须精细地检查所比较作品相同点或差异点的大小、轻重，并考察作品流传地域的社会、文化、民俗等有关情况，特别要严格考察那些作品中的相同点或差异点，跟流传地人民的思想及民间文艺的特点是否有亲密的关系，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论断安放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
文章虽是一年一度的研究情况概述，却富有理论深度。它对比较方法的肯定，基于对中国乃至国际学术史的认真考察，发人深思。对我那几篇比较故事学粗浅之作的赞赏给了我巨大的鼓励，同时就如何提高比较研究的科学水准作了切中要害的提示，即严格考察相关作品中的异同点，“跟流传地人民的思想及民间文艺的特点是否有亲密的关系”，而我那几篇文章远远没有达到，从而对我此后10余年的比较故事学研究给予了切实有力的启迪。
我一直以民间故事为学习研究的重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和《故事学纲要》，都是请钟老题写的书名。随后以自己在海内外学刊上发表的20多篇论文为基础，编撰成《比较故事学》一书，1995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钟老又给我题写了一段话置于首页：“比较方法是现代科学研究手段之一；只要善于运用，就能奏效立功。”其中的“善于运用”四字，画龙点睛，既是对后辈学人的期望，也是有力的鞭策。
进入90年代的十来年间，我全力投身于《中国民间故事史》和《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之中，完成这两个获得中华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这期间遇到的“拦路虎”更多，向钟老和其他前辈与同辈师友请教，获得教益的情况也更多，难以一一历数。比如研究故事类型，他就对我讲，开始不必求多，先做一两百个有代表性的故事类型，就可以看出中国民间故事的民族特点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一书，以60个故事类型解析为主体构成（原计划做100个），就是按这一思路策划所致。
钟敬文来信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钟老对《中国民间故事史》一书的热情赞赏。我将此书寄赠一册给他，他在给北京师大研究生讲课时，颇为赞赏，不仅动员大家邮购，还从荷包里拿出一笔钱来说他还要邮购两册放在书房里好赠送给来访的外国学人。我知道此事后立即补寄两册，并希望他就此书的得失给我写几句话。几天后我就收到来信，他以接近百岁的高龄之身满怀深情地写道：
中国是一个故事大国，中国的民间故事有着悠久的历史，对民间故事历史形态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故事的传承变化脉络，而且它也适应着建设中国民间文艺学体系的需要。这项工作早就应该有人来做了，现在你不辞辛劳地做了这一繁难的开创性工作，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我作为这门学科的同行人，感到由衷的喜悦，我相信其他学人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吧！……假如本书对民间故事中所包含的诸多文化因素给予更多的注意的话，那么作为民俗文化学著作它就可能达到更高的境界。但是，作为系统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第一本著作，它已经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总之，感谢你为学科建设作出的贡献，感谢你给我寄书的好意。（《长江日报》2000年3月26日）
此信对后辈学人辛劳耕耘的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由衷喜悦与赞赏固然使我深受鼓舞，信中对中国民间故事历史形态研究的估价以及在这项研究中深入发掘故事中所含多种文化因素的要求等，还表现出一代大师对故事学研究的真知灼见，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对一本书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