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林著《郑振铎与民间文艺》序[1]
郑振铎先生不仅是一位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又是一位文献学家、艺术史家和考古学家。他以博学多才著称，在学术文化的广大领域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他十分重视民间文学，在《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这三部巨著以及许多篇论文中，留下了一系列关于民间文学的宝贵论述。这些论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独创性：
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闯将，作为当时和沈雁冰齐名的文学研究会的重要理论批评家，他是在反对封建旧文学的斗争中发现民间文学的宝贵价值并满腔热情地给以积极评价的。
《郑振铎与民间文艺》
作为通晓中外文学的文学史家，他不仅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民间文学作了系统的清理，用他手中的金钥匙打开了一座又一座民间文学的宝库，而且富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它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为一位熟悉世界文学和学术文化新潮的学者，他曾主编《世界文库》，译介西方民俗学论著，因而能吸收西方兴起的以进化论文化人类学为代表的研究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的积极成果和方法，用于审视中国的民间文学。他尝试用比较方法揭示中外民间故事类同之谜，即由此而来。
由于他不是专作民间文学研究，也由于受着当时学术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对民间文学本体的研究自然难以达到很深入细密的程度。在《中国俗文学史》中，他认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因此他研究的“俗文学”，实际上是将人民大众集体创作的民间口头文学和文人创作适于大众接受的通俗文学两类作品混合在一起。后来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这两者才被学人精细地区分开来，归属于不同的范畴。任何杰出的学者，他的学术视野与成就，都不可能完全超越其所处学术背景的局限性，我们不应苛求于前人。
“五四”以来，我国民间文艺学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因而各族民众创造的民间文学艺术的丰富宝藏，也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地开发利用。然而中国民间文学事业的前景是美好的，我在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改革开放成为当前世界的潮流，经济文化的交流将会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来展开。我很赞赏一位比较文学家所讲的：“我们正处于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文化的横向开拓比一般的纵向发展显得更为突出。”横向开拓突出地表现为不同国家或民族、地区之间的文化上的交流影响、冲突融合。民间文学是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既要吸收异质文化丰富自己，又要在这一过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与地域文化特质，使之不被完全同化而失去个性，从而应加倍珍惜那些经过千锤百炼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学艺术精品（《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在此情况下，黄永林所著《郑振铎与民间文艺》一书的问世，导引读者重温郑振铎先生半个世纪以前发表的有关民间文学的一系列论述，无疑会深受启迪，大有裨益。
本书是在著者1988年春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关系——评郑振铎的俗文学观》的基础上扩充写成的。这篇论文在答辩时就受到较高评价。我当时曾评论道：“我国学术界对郑振铎的俗文学观（含民间文学观）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很少，本文是一个可贵的尝试。它搜罗完备，材料充实，而且能联系‘五四’以来直至今天的中国学术文化背景来考察俗文学理论的得失，吸取国内外有关理论和方法作为参照，论析较为全面中肯，是一篇优秀的硕士学位论文。”这篇论文在学术刊物正式发表后，其内容要点还被《新华文摘》摘载，受到学界的重视。现在，他在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论题，充实材料，对郑振铎的民间文学观论析得更全面，也更深入了。既填补了对郑振铎思想研究的一个空白，也有助于丰富我国的民间文艺学基本理论。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永林在做行政管理工作之余，仍念念不忘他原来的民间文学研究课题，他把自己的娱乐休息时间都用在研究写作上，数年间勤奋耕耘，孜孜不倦，以求在弘扬民族文化事业上有所奉献，这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我相信，具备着以上特点，经作者数年艰苦磨炼写成的这本《郑振铎与民间文艺》，将会赢得读者的喜爱和学术界的欢迎。
1995年闰8月中秋
【注释】
[1]黄永林：《郑振铎与民间文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