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收在“人民文艺丛书”里的《圈套》一诗，写于1947年2月。现在人们很少提起它，然而它是阮章竞叙事诗创作的一个良好开端，具有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特色。

《圈套》用600多行诗，叙说了北方农村在翻天覆地的阶级斗争中发生的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长诗中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农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常常结合在一起，如地主借正月十五大闹花灯来破坏农会的威信；英娥娘把孩子拧得哇哇乱叫，借口要给孩子看病出外报信等等，就由于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而显得亲切感人。它以“圈套”作为标题，以地主设下圈套来陷害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团结起来打破敌人的圈套作为叙述的中心。长诗所要告诫人们的东西虽然早已失去现实意义，它所揭示的我国农村在土地革命阶段的斗争风貌，却将永久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成为历史的生动记录。

《圈套》的体裁，诗人自注为“俚歌故事”。“俚歌”就是老百姓的通俗歌谣，“俚歌故事”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民间叙事歌谣。在艺术表现上，它主要吸取民间说唱文学的优点而有所发展。当时诗人学习了毛泽东关于创造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的指示，同时又在实际工作中经常深入民间的盲人宣传队，与剧团艺人打交道，从他们演唱的许多节目中，深切感受到民间说唱文学的优点，因而借用这种形式写成《圈套》。它的特点在着重于故事的叙述：诗人从生活真实出发，精心结构故事；情节发展波澜曲折，有起有伏；粗看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细想又在情理之中。例如，正当人们庆幸万开和金女这一对饱尝人世辛酸的男女幸福相会时，想不到半夜里鸡飞狗叫，闹出了一场捉奸的风波，原来那个狗腿子的女人热心为他俩穿针引线，竟是出于地主的指使，故意设下圈套。万开被敌人捉住打得半死，似乎槐树台村的天下要被他们翻过来了，接着是英娥娘出外报信，于是形势急转直下，地主阴谋大败露，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曲折波澜，充分反映了现实斗争尖锐复杂性的故事，自然是引人入胜的。

故事的叙述头绪简单，中心突出，首尾完整，这些地方也保持了民间说唱文学的优点而为群众所喜爱。但它又不同于那些只是粗略叙述故事的唱本，而是将粗略的叙述和对某些情景的细致描绘以及热烈抒情结合起来，从而造成了充沛的诗意。有些评论者曾批评《圈套》只是干巴巴的“单纯叙说故事”“不带一点抒情味道”，这个结论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例如写万开和金女的爱情，就有很动人的抒情笔墨。那个不怀好意的女人在他俩中间穿针引线，立刻在万开心里激起了层层波澜：头上喜鹊叫，“叫得万开心发麻。喜鹊也是一对对，说起万开不如它”，万开睡不着去街上逛，“逛来逛去一丈远，一丈远近来回逛，金女的大门还没关，门缝瞧见有灯光”；他躺在炕上，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心头总是短个甚……左边滚，右边滚，炕上还是一个人……”这里对主人公复杂细腻的心理活动，就刻画得相当生动有力。但诗中的抒情笔墨多与叙述故事结合在一起，巧妙自然地将强烈的爱憎情绪渗透在对人物行动与环境特征的客观描述之中，读起来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这一手法在后来的《漳河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圈套》作为阮章竞的第一部叙事诗，自然还有它的缺陷。在我看来主要问题不在于有人批评的只是干巴巴的叙事，而要从艺术构思上去探究它的不足。我们已经指出过，它的构思特点是着重叙说故事，从而把敌我斗争的教训表达出来，以教育群众，这种构思方式有它的优点，也带来了一种不足，那就是容易忽视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语言上，该诗注意了俚俗上口，却失于精炼含蓄。受构思的局限，为求故事的完整，不得不用许多句子来作交代、照应、说明，这些句子又要弄得有节奏、有韵律，这样，就造成有些句子枯燥生硬，缺乏艺术光彩，如“个个坦白认错误，保证不敢再糊涂”“区长代表县政府，接受要求作答复”等，从而削弱了作品的诗意和艺术魅力。

《圈套》是阮章竞在激烈动荡的战争环境中，用短短12天时间写成的，由于它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了新区的群众斗争生活，立即受到包括不识字的妇女和老人在内的广大群众的欢迎，起了教育群众的积极作用。然而这部为战争年代的人民群众所肯定的作品，许多年来却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着重叙述故事的民间说唱文学，本来是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我国民间叙事诗的一种类型，湖北汉族的两部著名的民间叙事诗《双合莲》与《钟九闹漕》就是它的代表。《圈套》有意识地吸取这种民间诗歌的形式来写作新型的叙事诗，这是极有意义的尝试。有些论者却只看到它不足的一面而抹杀了它对于探索叙事诗民族形式的意义，在文学史上未给予公正评价，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