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章竞在十来年的时间里进行艰苦探索,奉献给人们的四部叙事诗,在艺术质量上,除《白云鄂博交响诗》较为逊色外,大都进入了我国当代优秀诗作的行列。《圈套》和《漳河水》被文学史家称为“一首著名的反映农村斗争的诗篇”和“一首不可多得的好诗”(刘绶松)[3],《金色的海螺》则被儿童文学界誉为当时“中国少年儿童文学的重大收获”(严文井)[4],诗人在叙事诗创作上的成就是难能可贵的。

他在叙事诗的创作上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宝贵经验呢?

首先是对待生活的严肃态度。无论是在成名之前还是成名之后,他都是以一个实际工作者的身份扎根于群众之中。写作《圈套》《漳河水》时,他在太行山区做群众工作,和群众建立了血肉般的亲密关系。他曾回顾当时的情景道:诗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在战争、土改和生产劳动中,一起共过事,同哭也同欢笑过的人;自己已进入他们的兄弟姐妹行列之中,心心相印。并说:幸好我当时不是诗人,如真是诗人,那就糟了,我就不可能深入理解那些受压迫最深的妇女的内心。

其次是在诗歌艺术上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他称自己为诗歌领域的一个勘探者,这四部诗,就是他不停歇地向前探索所留下的脚印。他用叙事诗的形式来反映农村的斗争生活,也敢于尝试写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和兄弟民族生活的新题材,还热情地为少年儿童写作,创造性地再现了劳动人民精心构造的美丽童话世界。他运用民歌体写作本来是得心应手的,当感到“一铺滩滩杨柳树”“一根扁担软溜溜”的调子不适合于表现电光闪闪、机声隆隆的新的建设生活,也不适合于向孩子们叙说古老的童话故事时,即努力创造新的诗歌形式,使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达到完美结合。《圈套》使我们仿佛置身在疾风暴雨式的农村阶级斗争情景中,《白云鄂博交响诗》把读者导向具有浓厚英雄传奇色彩的大草原,《金色的海螺》则用老祖母的口吻讲述故事,把读者带进童话的浪漫世界。尽管有的作品瑕瑜互见,诗人的这种创造精神却在文学史上永留光彩。

再次是诗人努力从民间文学和中国古典诗歌中吸取滋养,推陈出新。《圈套》吸取了民间说唱文学的形式,《漳河水》融进了民间抒情歌谣的调子,《白云鄂博交响诗》中借用了蒙古族的民间传说故事素材,《金色的海螺》更是取材于民间童话。他对有关民间文学的素材和艺术表现形式不是简单套用,生硬模仿,以求渲染上某些民间文学色彩,而是从追求作品内容与形式融为一体的要求出发,来吸收民间文学,把它们有机地融合在作品的血肉中。在《漳河水》中,几乎找不到一处民歌原词,然而它有浓厚的漳河小曲风味。据诗人自己介绍,写作时,简直没有感到是在“做诗”,而是自然沉浸在作品的艺术境界之中,看人有人,看物有色,似乎从中嗅到了泥土气息,草味花香,可以听到水声鸟语、虫鸣天籁。长诗所反映的思想感情和它以民歌为基调的语言形式之间,很自然地达到和谐一致,构成为一个优美的艺术整体。这种情况,在他吸取民间传说和民间童话素材创作叙事诗时,也同样得到了表现。可以说,深刻理解民间文学内容与形式上的特征,得其神韵,融入自己的诗作,这正是阮章竞的叙事诗能以其民族化、群众化的艺术风格受人喜爱的重要因素之一。

诗人也十分注意学习和借鉴我国古典诗歌的优良艺术传统。《漳河水》和《白云鄂博交响诗》中的语言都表现出我国古典诗词用语精炼含蓄的特点。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作为语言艺术的诗里,常常融进音乐与绘画艺术的美感。这几部诗从追求音乐的美感来说,都是力求在一个和谐的旋律中有所变化,以各自不同的句法、章法,构成不同的主调,通过有规律的反复,造成音乐性的回旋,具有音乐的感人魅力。至于努力建构诗中有画的境界,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出,以“桃花坞,杨柳树,漳河流水声呜呜”“送出门,送出院,梨树花开月明天”为例,寥寥数语,就捕捉住客观景物中最富于特征的形态、色彩和声音,勾画出一幅幅动人的图景,使树影、水声、月光等都来给人物倾诉内心的喜怒哀乐,造成情景交融的效果,透出浓郁的诗意。这一特点,就是由于诗人在学习古典诗歌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中国传统的诗歌艺术,与音乐、绘画互相渗透,密不可分,因而有意识进行创造的结果。

1963年,诗人在谈到自己的诗歌创作时曾说:“如说我是诗人,不如说我是勘探者。我是在探索走路,很艰难地走着。”笔者长期从事民间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就十分喜爱这类具有民族民间风格的叙事诗篇,曾就植根于中国民间文学传统的现代叙事诗的创作问题和阮章竞有过长达十多年的坦诚交流。现在将自己的粗略见解整理出来,连同阮章竞的多次来信一并发表,希望得到全国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与批评。

2006年夏

附录

阮章竞致刘守华论诗书简(1963—1982)

刘守华同志:

先要向你道歉,信回迟了!因为身体常不好,工作忙,但更难的是你出的考题,把我一下考住了。这是一个难回答的难题。

感谢你花了这样大的功夫来探讨我写的东西,也感谢你的鼓励和期待!

作品是常常不依作者的主观愿望产生效果的,故常有这样不统一的现象:作者和读者各有各的想法、看法。说好,出乎作者的意外,说坏,也出乎作者的意外。因此,我主张评论工作者,要有大无量气概,敢写出不同于别人的论点,敢拿出不同于别家的文风。不要人云我云。我想,诗,不同于小说、剧本,它在很多场合,不是以故事取胜(我指叙事诗),而是抒发真挚的情绪。目前很多叙事诗,有点近乎韵体小说,但无人指出过,研究探讨过。当然,我并不反对可以有曲折的故事情节,这常常能帮助读者。

阮章竞来信

过去,许多评论我写的所谓“诗”的文章,很少有机会拜读。我历来认为我之做起诗来,是一种“工间操”“思想散步”而已。未料到被误认成“诗人”。现在无办法,只好逆来顺受。爱诗,不等于要做诗人,如你,看来很喜欢诗,对不起,我不知谁说你是“诗人”一样。我对你只能是门外谈诗,冒充风雅。你的文章,有很多地方道出了我当时写的心情、想法,如你对《圈套》的看法。真可谓偶合了。1939、1940年,听到毛主席说中国作风、中国气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这句伟大的名言,为了服务于战争,曾用过一些民歌形式写了些分行文字,每次刊物回信,都说这不是诗,因此,《圈套》是“俚歌故事”不是诗。当时在农村,特别是妇女喜听,就算愿望与效果统一了。近年来,有些论者对它感到缺抒情,我从不计较。抒情不是首首诗和处处都要有的。情绪需要即抒一番,如处处都抒,像有的诗能抒一二千行,我只能佩服。要我就变成“无病呻吟”,读之自己也害臊。诗中人物的性格问题也如此。诗求精炼,不能像小说那样,多一字不好,少一字欠佳。《圈套》中的井边,李万开的独思,我看是抒了其情,性格,在送面和布时母子各有不同,英娥娘也如此。四百来行,事态复杂,这就够了。何况当时是严重的战争与土地革命时期,时局要求群众自己提高阶级的警惕性,自己教育自己。没时间考虑我是在做“诗”,只用十二天写成的。直到今天,差不多一字未改,只把不分行改为分行,这也为求集子的统一。我未感到这个“俚歌故事”仍被今天人提起,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像你一样的热心同志提出的要求,我受益不小。丁力同志的评述是以真的诗来要求,那是他的看法,他的毛病是文人式的,忽视了革命斗争的情况,也未看清故事中的情节。这本来不是“诗”,开章明义不想登大雅之堂。

《漳河水》,说得过多了。同样它不算诗,小序中已早公开宣告是小曲。只有一点用民歌,但未照抄原词。因为我觉得应学民歌的好东西,是学而不是抄。我从来抱着,从觉悟的人民斗争中来的东西,应把它编出来,编得虽渺小也比照抄过去要好。同时不要迷信,民歌很好,但受时代的局限,有一些是不大健康,或过“俗”的,如“哥哥呀,妹妹呀”,诸如此类的东西,有时并不产生美的作用。民族古典诗中,我在此吸收了一些我认为有用的东西,这是试探。

你文章中,未捉到这一点:我不是诗人,而是一个普通群众工作者。如当时真是诗人,糟了,我不可能听到见到妇女这样的痛苦,和她们的愤怒声音。全部小曲中你认为是诗的地方,都不是我有什么“成就”,我早作了预防(请看小序),这些你认为诗的东西,是听来而记下的,功不能归我。如你一定要做艺术分析,结论这样写好了:不要当诗人,当人民吧,爱人民,和他们同生活,同苦同甘,可以找到艺术的火花。一个裁缝,没有好的衣料,缝不好衣服。

至于《白云鄂博交响诗》(以下简称《白云》),这个东西惹下麻烦,像你这样热情好心的同志,花了不少工夫来找原因,我也很头疼。

在包钢,我做党的宣传工作,不是什么“作者”。由于“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动人场面,我又抒起怀来,写了些所谓“诗”。因为看到一个勇敢的民族在飞跃,宣传工作是要留记录的,想记录点东西给后代看,告诉他们。原来,这里很困难,因为有了党,改变了落后面貌,成了城市,这是真童话。矿山党委书记和我说过:每个来参观的人,都想听这里的传说,最好把它写成文字材料,可以一个一个谈。我说那试试看。因此,这东西纯是工作性的,没有什么艺术味的要求。

这样,问题来了,第一,题名取坏了,原想“交响诗”是音乐上的名字,人不会按诗来要求,结果完全相反。第二,只想写阿尔斯朗一个人,但他有儿孙,两代同在,糟了,因此,就要求把二、三代的性格要写出来,真不可能,特别是第三代才参加工作的学徒,能起多大叱咤风云的作用?他们需要时间的磨练。第三,60年《人民文学》缺稿,听到我有些记录。第四,真有人以为我懂诗,调我做《诗刊》工作,更便于受《人民文学》的“包围”,被拿出去,好心的同志以诗来要求,有的以小说故事来要求,要第二、三代有更多的性格,与我的原来企图完全相反了。我本来写到九百到一千三百行有韵的记录,同志们鼓励应长则长,花了一个星期,成了现在的样子。除大样之外,刊出来后,现在我还不敢看,因为不是诗,本来是记录。

关于这部东西的气势,我认为你和别的评者不同的看法,也是道中当时背景。如以上这些都被当作诗来研究,和《圈套》一样,在于此。《白云》确和《漳河水》不同,后者没有像“大跃进”,移山造海的气势,如说在写《漳河水》时看到的是血泪,在写《白云》时看到是海跃山飞。它的风云沙草都在我的胸中翻滚。

至于谈到第三代,我就不再说了,第二代有些人和《圈套》一样未看到性格。海日巴尔,笔墨并不少。一个人物在诗歌中出现,和写小说不同,细小的东西,几乎无法写,勉强为之,就难以成诗;另外,要看人在什么事态中产生矛盾,不能硬造矛盾,人物要在矛盾中,性格才易出来的。全部的问题,阿尔斯郎是主要人物。我认为一些评论者,同作者的不可一一统一,是永远存在的,不知看你如何?

关于诗的风格、语言等问题,有不少问题,第一,写工业为“诗”,是个新问题,没有任何东西可资借鉴。但这个最伟大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创造,能不能用中国风味写成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工业不同农村那样到处有柔媚的山树林泉,它是爆破隆隆、点火闪闪、烟雾腾腾、钢压轧轧的场面,“一根扁担软溜溜”和“一铺滩滩杨柳树”,是压不住转轮的声响的。问题在这里,我在试探,如说我是诗人,不如说我是个勘探者,我是在探索走路,也是很艰难地走着,但勘探者是不畏难的。

《白云》是个历史性的记录,如“红泉”不能没有。如果你知道,它对矿山的作用,也喜欢它的。它比故意人为地安排什么恋爱情节好得多。文字、语言,确有不少问题,但这多少可修改。

现在这样,步步逼上梁山了,不能不谈诗了。我认为诗评工作者要有气概,大胆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写诗论不必给被评者看,你说他好,他可能高兴,但不一定真好;要说不好,他不一定高兴;如他不同意评论的一些意见,他又怕说他不虚心。我说最好是我行我道,不要人云亦云。作品可不征求意见而发表,评论何必征求作者意见?你可以大胆谈你的真心话,好就好,坏就坏,好的可以直言,坏的也可大声讲。这是权利。

你的文章我提不出什么好意见,总的感觉是费了工夫,但很可惜,花这样大劲谈我的“诗”,不如休息,或看看别人的作品。幸好,你没有要我出主意,否则,我劝你不要,把大部分撕掉,只留下最后一大段,将它详细分析,发挥你的见解。

你写的这样长,是因你花了时间,故把想法心情告诉你,可能对你有帮助。对不起,现在才回信。祝新年快乐!

阮章竞63年1月9日

守华同志:

你写的文章收到了。因今年身体较往年略好,我沿着黄河刘邓大军的战场、渡口从安阳地区到洛阳地区,又两渡黄河从风陵渡、茅津渡沿朱总司令率领我军东渡抗日,上五台,下晋南,又进入太行山的足迹,访问了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历史实地。因为生怕往后不易实现,故冒险地进行一个多月旅行,十七日才由雁北回到北京。因此,你的文章和信,看到很迟了。

回来后,事又多些,故只匆匆地略看了一遍,感到你对我的工作试探,找到共同语言。似乎我心中的秘密,让你窥见了,有些心慌。这样地,再留下几天,再读一遍才正式给你写意见,故先写此短信告诉你。祝你好!

阮章竞79年7月20日

刘守华同志:

信收到多天了,因有事,也因你提到的问题,非一言两语可以说清楚,故回信迟,请谅。

读来信,不胜感激。你都已经四十以外,可能接近五十了,可惜根本没有上帝,如其有,我一定要问他:为什么对中国人的时间,如此不怜惜,没完没了的风风雨雨,受了漂刷。你还能把稿子保存下来,真是阿弥陀佛!

我是爱好民歌,爱好中国古典诗,但只是爱好,没有什么研究,都是一知半解。在两个革命战争时期,扫荡频繁,不像在后方,能留下笔记。也因写《漳河水》无东西,就在当地,不需要什么资料的。至于地区,我差不多跑遍了晋北三省地带的山山水水,如《圈套》就不是以漳河两岸的民歌为依据的,当时的背景是豫北,故多少吸收了豫北,甚至洛阳小曲的风味。这些,连我自己也说不成个解说。使用到漳河水和早一年的《赤叶河》中去的东西,是我从39年于清、浊漳河北原做农村工作时,常从农民、民间艺人、民歌爱好者那里听来的,有些笔记,但在日寇的反复的三光政策“扫荡”中,都被挖出烧了。在写这两个东西的时候,我跟一些民间盲人宣传队、地方剧团艺人,经常打交道,在他们的演唱渲染下,我领会了民歌的优美特点是比兴。因此我就沿着这些前人的踪迹,使用人民的语汇特点,有经过改造的,也有新造的,捏合在一起,它句法的形式(如两句式、三句式、四句五句式等等)近乎填词。我悟出个道理,民歌调子可以填,而且更富有泥土气息,草味花香,水声鸟语,这样的山林回声,虫鸣天籁,使我进入作品中的境界,不是在制造,而是走进其中,看人有人,看物有色,听声有音响。这个天地,不是其中人,不谙其中味。这些男男女女,老年青年,都是在战争与土地、生产等斗争中,一起共过事,同哭过,同战斗过,也同欢笑过的人,同他(她)们已经进入兄弟姐妹的行列,不同父母但同出住,不是兄妹如兄如姐相亲爱。《顺天游》,解放后见过整理出来的,对比来评李季同志的优美诗篇方便些。但我没有这个条件,63年曾重访太行,走了不少的地方,我倒大多是“大跃进”时的,原来的太少,很难寻见。但好像是山西出版社还是哪个出版社,出过一本山西民歌,包括全省的,此书甚好,好像搜集者叫张克,是山西歌舞团还是什么团,从事音乐工作的,他把我写的《牧羊儿》也收在里面。我无此书,你设法问问山西音协分会。除此,我提供不出文字资料。

讲《漳》诗写作过程。63或64年,北大同学叫我去讲过一次,随便讲的,无讲稿。其他,也对几个专访者讲过,都是讲了就算。现身体不好,虽精神好,但像灯油将尽那样,已较难细写了。加之,想争取在余生之年,把一些已动过手的稿子,尽可能整理一些,因此,也分不出精力,不写诗或别的东西丢了。

你的信,我只能写到此处。未加考虑,勿直接引用,用时可以你自己的口气使用,不妥处希校正。祝你好!

阮章竞79年8月19日晨

守华同志:

我足足花了两个整天的时间,对你的文章边读边写,记下我的感想,改了一两句。因为你很认真,所以我把铅笔原稿,一字不改,寄给你参考,便于你解剖一个写诗的人,从事再去解剖其他诗人作品,也许是有作用的。铅笔写下的话,全未加斟酌,许多是自己未写过,对别人也未说过的。我想,你从整个的18页文字中,看到一个从三十二岁走到六十多岁的探索者身影。他是艰难地、沉默地从健步到策杖行进的过程。他已经很疲惫了,但还在走着。他说:这是他诞生的使命,愿为此使命甘当奴隶。

因这18页一字未改,从来未全吐露过的话,我再重来一遍,也找不到人来写,你如有工夫,抄了给回我,你如果要求留下签署原件,你就留下。

你的文章,我认为在今天发表,就应把铅笔记录上的一些遭遇,可笑的,或你未想到的,适当使用些上去,不要拘泥于过去的看法。你的文章是可以的,用功的,由我给《文学评论》不便,文章也有可改之处。如《文学评论》不用,可转《文学研究》。我遇见沈季平(闻山)时,会告诉他你这篇文章。今天已收到19日信。祝你好!

阮章竞79年10月25日

守华同志:

你十一月三日信,收到好多天了。因今夏工作过于紧张,八九月血压高到230以上,出现眩晕、头重脚轻现象。遵医嘱(医生见我的工作环境,说是不可能真正休息的),这多个月,都在出现不好现象时,就外出旅行一二天,到山村,看看,画画速写,作为休息。但一回来写作,又很快出现血压升高低不下来。故十月底又到中条山和吕梁部分地区作九日之行,途中感冒,回来后,一直挨到现在未好,加上想马上继续行前的工作,故此信回迟。

你信上提到的两首长诗,我简要谈谈写作意图和碰到的问题。

《白云》诗,触动写此诗是当时工业建设的情况。内蒙古大草原,虽然解放了,但旧时代留下荒凉景色,在包钢开始建设时,还历历可见。蒙古族同志告诉我:我们过去手无寸铁,一只羊换几根针之事,常也。要在阴山之所建立一座现代化的矿山城市,要在古敕勒川阴山下建立一座钢城,没有过产业工人的内蒙古,第一代产生了。我往返在阴山南北、黄河北岸的草原,常常在黄沙弥漫的荒野上,见到这种景色,许多重要的稀有元素。它就有一个白云巴特尔的传说,蒙古族人民把它视为英雄神山。在凛冽的零下40多度的冬夜,在火炉边,他们跟我说了这个故事和过去有个欧洲勘探队的出现,和日本占领时期的斗争。传说和现实,都把我说迷了,故在工余写了此诗。因当时我是第一高炉指挥部的三成员之一,又常写一些短诗(见《新塞上行》等),故拖得较长(差不多一年以上)。诗宜于一气呵成,慢慢修改。我与光未然同志有互相交换诗草的习惯,从不恭维。他认为把神话与现实能如此结合好,是很可贵的。他做了不少批评,有赞成,有严格的要求。因我到那里只有三年,我又请内蒙古分局宣传部胡昭衡同志请一些蒙古族同志提提意见。经内蒙古大学文学系一些同志讨论,得到他们的鼓励。他们认为一个汉族同志能写出阿尔斯朗三代人,特别阿的性格是欣赏的。评论是好的,这主要因为我是汉人。《人民文学》发表之后,尹一之同志在一次作协诗歌讨论会上,过高地评价此诗,但遭到小川和光年两同志的不赞同。我当时是诗刊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正出国,不知尹具体说了些什么,但尹是在诗刊工作,过高评价我的东西,是更不适宜的。我从来反对不适宜的好话,故问光年同志。他说尹说得过了一些。

我自己认为,此诗是花了不少工夫的。写时,想起过《嘎达梅林》,但此诗我当时只听广播过,未读过,应该说是从它那里吸取了蒙古族的一些情调。但更多,是从蒙古族同志的相处中体会的。

谈谈你说的浪漫主义。诗不能和散文、小说那样具体(她们也有浪漫主义),没有大胆的夸张、形象的比喻,而这种夸张、比喻又是和具体的典型环境(时代、风物、天云、色泽)相一致,就很难是诗。草原是个无边的蓝天碧野丘陵地区,人要是好骑手,纵马驰骋,确有“如转蓬”的感受。本来交响诗是个音乐名词,我之所以借用,是想以音乐那样来表达,即从语言文学上更超然一些。

人物。第三代写得不理想,主要是我不太了解这一代人。前一段劝说祖父时,还好一点,到了当工人就一般化了。但已到尾声,也只能如此。

另外,就是当时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有的章段语言,特别是最后,太理想化了。当时看到事业的艰巨,矛盾困难重重迭迭,只能“歌德”了之。这是失败的,在《迎春橘颂》《新塞外行》的诗里,或多或少,都受了“大跃进”的影响。中国的作者,所处时代是空前伟大的,但又是很不自由的。在一个极“左”路线的池子里,即使跳了出来,但仍要湿淋淋,带着满身水珠。你只要写现实,你就不能跳出这个水池!我说,“文化大革命”的血淋淋代价,给我换来的只是大大破除了迷信!

《海螺》诗,同意你的看法。原来的故事传说知道海螺化为人,成为伴侣而结束。所加的后面,是见到时和进城后,许多人和有地位的人的贪新厌旧。故想通过少年的真诚,影响新的一代。我不保守,感情、趣味确实不合,离婚是正当的。但对爱情采取无所谓的思想,我不赞成。故诗中主要是真诚。

我不同意当时什么都要阶级斗争。天下父母,不希望子女幸福的,不会太多。相反,都怕他们草率造下痛苦。中央广播电台朗诵录制时,编者提到将会遇到批评家的批评。我用上述的话说服了她,但许诺将写一个《牛仔王》,是用阶级斗争的那套模式。但未写好,结构也不紧凑,失败了。

我原来就不着重于爱情,但“文化革命”之前,就遭到一些不相识的同志,批判此诗立意爱情至上主义。他们根本没读懂,只好回答:请你批判。但未见到有文章出来。可是动画片虽在雅加达得了童话奖,片子却坐了十几年牢。

此诗《人民文学》刊出,刘白羽、艾青、张天翼等同志是鼓励的,唯独李季同志摇头,说写得不好。58年,苏联一诗人来信,想译成俄文,提到与普的《渔夫与金鱼的故事》相媲美。(但我知道,这是过头话,无论如何是比不上的)。但他不懂中文,想要找人合作。

好了,我把写作原意和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告你。说明我的诗并不是都使人满意的,我自己更不尽满意,有时发表了,倒立生后悔,或发表得太快而不敢去读。因此,希望你要研究,就要从你的看法来评,实事求是,千万别说过头溢美话。这对我,对读者都有益。我冬天在这里过,因比回京安静一些。顺祝好!(随信附上新版的《漳河水》。)

章竞79年11月23日

守华同志:

由复旦、山东、安师、甘师大等二十五所院校协作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正在紧张进行。甘肃师大承担《当代诗歌评论集》,来信要我提供新撰写的这方面的文章。评论丛书中提到我写的《漳河水》《金色的海螺》《迎春橘颂》。因我未注意各方面的评论,除了他们提到的:《阮章竞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山东师院学报》61年1期),《漳诗的语言艺术》(《河北师院天津日报》61年8月19日),《漳诗的故事、写景与抒情》(《工人日报》63年3月10日),《谈阮的叙事诗》(丁力),《就〈金色的海螺〉谈几个童话的特殊问题》(贺宜),《谈金诗的思想意义》(《光明日报》56年12月23日),我提到最早评漳诗的是闻山。去年《北京文艺》刊了谢冕文章后,特别提到你的文章,介绍他们跟你联系,也提到你与丁文的相反意见,并要求注意一下《圈套》的遭遇。

现已寄信给甘师,你可将你的文章寄去,说明不用退回给你。

近几个月,我在山西太原晋祠宾馆养病和整理东西,身体不大好,还要住一些时日。你近况如何!祝好!

阮章竞80年10月8日

守华同志:

打印稿,早上收到,16日信也收到了。因从去年9月到现在,血压一直在过高(200以上)过低(60以下)波动,常眩晕、头痛、眼胀不适,加之愈感力弱就愈想能写多少就快写多少。打印稿只初读了一遍,正想这几天把手头的东西告个段落,再看一遍再回信给你。现在,我看还是先说16日信吧。

我认为丛刊编委会的意见,是可取的。前两年,重庆师院同志来找过我,提出过与《王》(《王贵与李香香》)诗比较,他们得出这个看法,更早是开国之前,华北联大一位研究民歌的同志谈过《王》诗中的不雅处;另一位延安来的诗人,把他们搜集的《顺天游》翻给人们看。但我没有看,我认为,第一首采用民歌形式的长诗,作者是初露头角的青年,这种尝试,不易苛求,倒应肯定。当时《漳》(《漳河水》)诗已在三四月《太行文艺》发了(初稿)。以上三例我都是这样回答。

如你已决定专写《漳》诗,你就写吧,大概我写此诗的东西都跟你写过。评《漳》诗就评《漳》诗,不需去比《王》诗就是了,她的历史价值是不容减弱的,只提供这一点。我了解你也不会这样的。前年《文艺报》,去年河南出版社,翻来覆去要我写篇创作经验之类的东西;特别是后者,前些日子仍在催,其实我早已说不写。你看,有无此可能,找一个人把我写给你的两次谈创作的长信,各抄一份给我,看看能否改成能发表的信,你考虑一下,因你也两次提到此两信。提前祝贺新春快乐!

章竞81年1月20日

守华同志:

原打算不回北京过春节,待过了冬天才离此地。后因招待所人都走完,不得已才在1月30日回京。但回去就连续参加几个传达和学习会议,直到如今尚未结束。考虑四月又要开会,故在前天向会议请假,昨天回到宾馆。准备过几天,就全部结束旅居写作回京去。

你抄寄给我的信,收到迟了。我拟仍以同你通讯的形式修改一下发表。“保持历史面貌”不成问题,我不想以今天的要求去修改历史,只是在提到一些人名时,作些斟酌。不完善,意犹未尽处加些修改或说明清楚些。这几封信,在晋身边无材料,要留下回京才整理。

去年在晋写作过于紧张,时常眩晕,视力不清,思想吃力,长篇进展很受影响。甚为着急,生怕完成不了。

先写此信,是告你信已收妥,以后别再写信到这里。祝你好!

阮章竞81年3月5日

守华同志:

学报,信,收到了,文章也读了。

作为一个作者,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嘉许,而偏说不喜欢,恐怕不是真心话。因此,在读你的文章的时候,喜和惧是各占一半。读后总感到是过奖了。

你的文章是花了工夫的,你的研究态度,使我获益不少。你不是因一时的兴趣而写的,你是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因此,文章解剖我的创作思想是符合我写《漳》诗时的实际。你研究我的诗,时间这样长,只是去年,我们会见过一次面,而又是那么仓促,没有说上多少话,你却能道出作者的思想状况,我不能不赞叹你的精神和研究学问的认真!

是去年吧,我在中宣部开会时,遇到《文艺研究》主编林远同志,他要我写篇谈《漳》诗的文章。我没有时间,但答应把63年1月9日给你的信修理一下。他表示欢迎,但要求不要过于限在当时的思想。我说也不能以现在的认识来修理过去的认识。我以为说说算了,谁知他十分认真,反复来要,我只好在保持原意略加修改的原则下,改成了可发表的书信。想不到他们看了,强烈的不满意,认为此信未谈出写《漳》诗的一、二、三,要求重写。在这样的反复催促下,我答应了北京市民研会的同志,作一次关于《漳》诗的报告,录音整理成文。春节前几天,讲了一次,我未整理。三月十日突然来要稿,要二十日交,登五月第2期,而且文中要引用民歌。幸好过去一同搞过民歌工作的高介云同志为我弄来些资料,加上我还能想得起的合在一起,整理成《漫忆咿呀学语时》一文。又因篇幅放不下,他们做了很大的压缩,限我在五六个小时内看一看是否可以。此文压去很多,但本意是保持了,最后一段已到点未作修改。现《文艺研究》已出来,你可找来看看。有什么意见告诉我。我准备抽空填补恢复原来的基本面目。

河南出版社我已去信要丛刊。我近来精神虽好,可是写作已更感吃力。去年秋天沿刘邓大军南下,经河南进大别山,又到皖南,共一个多月,所见所闻十分动人。写了一些诗,但总感到不满意。是老了,又不大服气。祝夏安!

阮章竞82年6月13日匆匆奉复

(注:《华中师院学报》82年第3期刊出刘守华《论阮章竞的〈漳河水〉》一文)

守华同志:

信、稿都收到。八月中旬从庐山经南京回来,一直患感冒,现仍未根除,一回来就有北京市的一些视察和讨论任务,使得上山前初步编成的自选集,至今未再动手。最近又忙于学习,又临时派来一个到欧洲半月的任务,正做准备,你的稿子只能初读一遍,按时寄回,不能作细谈了。

总的方面,你是较了解的,大体是这样。《海螺》诗,我完全是怀着一颗童心而写的,当时有人反对儿童诗讲童心。想象、语气、感情等等,都曾用对孩子讲故事的心情。在开头和末尾都能看到,突出纯真的友情与正直勇敢。全国解放后,换妻空气正浓,许多不定全是感情不合、性情不合,诸多是见异思迁,造成不少不应该出现的寡妇孤儿。《海》诗,包含了对此不满,许多人未看出。当然,的确合不来易妨碍工作,我主张拆伙。我用孩子的善良、希望的美好憧憬而写《海》诗。

《白云》诗,我同意你的评说,只有一点要说清,那就是当时“左”的思想下,生活中的根本性矛盾,是不能揭露的,不完全是原则。包钢生活,长短诗,都是颂歌。回来后,考虑哪一方面,包括内部矛盾,外国援助矛盾,都不能牵涉。故三年生活,一回来就结束。请你注意一点:庐山会议前后,我在那里写的诗和文章,不完全一样。会议前的,我是诚意歌颂了建设者们的献身精神的;会后的,有些就不得不那样写了。从我自己看来,许多短诗,是真情,许多是注入鲜血写成的。读者是否同感,我不知道,但自己知道:我爱的是什么,要唱的是什么。茅盾同志题赠我一首诗,从未示人,记抄给你一谈。“漳河水唱翻身调,出塞新诗颂有成,指点江山抽彩笔,阮郎风骨剧峥嵘。”我当然知道,先生是在鼓励自己,自己事实上达不到这个话语。邵荃麟同志58、60年两三次与我谈话中,当面将我写的塞外诗,边谈边说气魄很大。对那时的长抒情诗,他说:“现在一写抒情诗就是一千行,两千行,我就不相信有那么多的情可抒。”他举了当代好几个有名的诗友作品作例。这是两位老同志对诗的看法,因牵涉到我的,故从未敢透露出来。

《白云》出版后,山东一老教师很感兴趣,特意寄来要我签署名字。他主要是从情感豪气的角度而来信的。

你这篇文章与论张(张志民)诗合放在一起,妥吗?我感到我与李(李季)诗相近的地方多些。当然我们三人,气质都不相同。分析诗人作品,最好能在这点上,写出有特点的文字,以助读者的理解,作者仅能提供一些情况,说诗不必考虑作者的意见。此复,并颂大安!

阮章竞82年9月13日

【注释】

[1]刊于《长江学术》2007年第2期。

[2]何其芳:《谈现代格律诗》,《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二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250页。

[3]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第237页。

[4]严文井:《儿童文学选》序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