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喜爱藏族民间故事，常常被它所深深吸引。中国56个兄弟民族，各有自己优美生动的故事传说，伴随着他们的久远历史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藏族民间故事却具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文化价值。

它们的独具特色何在？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回旋。这次为撰写序文，我又集中阅读了十几部西藏故事集，和其他民族与地区的民间故事进行大略比较之后，对此似乎有进一步的领悟。

首先，西藏民间故事品类丰富多样，可以称得上是繁花似锦。在中国，广义的“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和故事三种体裁在内。故事中又含动物故事、幻想故事、生活故事、笑话，等等。

西藏地区遗存的远古神话数量不多，而传说却遍地开花，从青稞种子的来历、藏文的创制到大昭寺的兴建，从文成公主进藏到驻藏大臣张荫棠种花，从众多神山、圣湖的形成到种种信仰习俗的起源，几乎都有优美的传说和故事在人们口头流传。口头文学家怀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来称颂本民族的辉煌历史与壮丽自然风光，同时借用一些饱含文学意味的母题（或“情节单元”）给传说素材进行浪漫主义的艺术加工（如《文成公主进藏》中的“五试婚使”）。这就使得西藏的民间传说也富有故事性，本来属于两种叙事体裁的传说和故事实际上并无严格界限。

就狭义的故事体裁而言，西藏地区的神奇幻想故事、动物寓言故事和机智人物故事这三类作品都有出色的成就。以《尸语故事》为代表的神奇幻想故事，如关于奴隶反抗国王残暴统治的《头上长角的国王》和《真赛盗取国王灵魂玉》，关于英雄战胜恶魔的《玛桑雅如喀查》和《多吉占堆战胜妖婆》，歌颂真挚爱情的《戴黑面具的王子》《鸟衣王子》和《橘子姑娘》，歌颂纯真友情的《六兄弟》等篇，大都是情节曲折而又完整的长篇故事，以亲切的人生场景和神秘奇幻情节的巧妙融合为明显特征。

然而西藏幻想故事似乎还有它自己的特色，那就是由于受宗教文化的熏陶，故事中的神奇幻想往往同执着的信仰相结合，同时又因在叙说中倾注着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求而显得感情热烈深沉。由此，赋予了它独特韵味和艺术感染力。

西藏地区一向是野生动物的天堂，动物种类繁多，人与动物亲和相处，因而动物故事格外发达。加上人们在各种“格言注解”中，喜爱引述故事特别是动物故事来阐明哲理，又赋予它们以深厚的文化内涵，如《猫喇嘛讲经》《聪明的兔子》《狐狸和大象》《红狐狸上当》《青蛙与乌鸦》等。它们在短小的篇幅里，将动物生活习性的生动叙说和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读来发人深思。

西藏关于阿古登巴、聂局桑布的系列故事，属于民众口头盛传的机智人物故事群。主人公代表下层民众的正义与良知，以机智的言行揭露嘲讽贪财的商人、欺压穷人的富翁、行为不端的喇嘛、残暴的领主老爷、愚蠢的国王，同时为穷哥儿们解脱危难，伸张正义。

藏族作家益希单增创作的长篇小说《幸存的人》，着力塑造了由农奴出身的两种类型的英雄人物，一是绰号“狮子王”、拿起刀枪正面向压迫者抗争的森耿杰布；二是用“软刀子”对付敌人的洛卡日达，他就是从小在阿古登巴故事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人物。阿古登巴和聂局桑布，成为在中国口头文学领域可与维吾尔族的阿凡提、蒙古族的巴拉根仓、汉族的徐文长和谎张三等相媲美的闪光艺术形象。那些精彩小故事如《锅生儿》之类，常常互相借用，它们所蕴含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反传统精神，以及嬉笑怒骂、诙谐成趣的喜剧风格，有力地折射出近现代中国社会新旧交替、剧烈变动的时代身影。这类在近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上孕育生成并广泛流行的故事，以其具有的丰富人民性和现代艺术情趣，生命力至今不衰。

关于阿古登巴、阿凡提这类角色所代表的机智人物故事，虽然受到民间文艺学家的重视，却长时期缺乏深入研究。近日我读到俄国著名学者巴赫金关于民间诙谐文化的论述，颇受启发。他认为：“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民间诙谐文化的范围和意义都是巨大的。那时有一个诙谐形式和诙谐表现的广大世界同教会和封建中世纪的官方和严肃文化相抗衡。”它在表演艺术和语言艺术中有多种表现，“反映出一种共同的对待世界的诙谐态度”^[2]。阿古登巴、聂局桑布对旧秩序代表人物的尽情嘲弄，对旧传统毫无顾忌的嬉笑怒骂，就是这具有深厚根源的民间诙谐文化的表现。西藏故事当然是以西藏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如果说，《尸语故事》这类作品在此基础上构筑了一个梦幻般的神秘幻想世界，那么，阿古登巴故事则在此基础上构筑了另一个颠倒旧世界秩序的诙谐世界。这两个艺术世界都是西藏人民美好理想愿望的寄托，并成为他们生生不息的重要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