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研究团队中耕耘求索

1950年3月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党和政府就率先组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而且推举文化巨匠郭沫若先生为首任会长，从文艺的和学术的两个侧面来建设中国的民间文艺事业，由此，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成为总揽全国各地各兄弟民族民间文艺工作的核心团体或工作机构，它与高校、地方文化部门并称中国民间文艺工作的“三驾马车”，奔驰向前，共同构成了在全世界罕见的推进民间文艺事业发展的独特体制，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来看待了。

我于1958年加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60作为湖北分会代表参加了第三次全国文代会。1981年被推举为湖北分会副主席，1991年任主席，直至2001年换届，前后长达20年之久。其间，曾参与组建中国故事学会并任副会长。至今还保留着湖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的身份，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我在这几十年的学术活动，可以说都是依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这个大网络来进行的。1957年毕业留校任教，从事民间文学课程的教学，就一直主要以湖北省的地方民间文艺充实教学内容，因而获得了湖北省政府授予的高校教学改革一等奖。

孙：您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民协老兵了！

刘：我得益于中国民协给予我的帮助。在中国民协主持的各项工作中，我所参与的为民间文学刊授大学编写故事学教材一事，仍历历在目。当时还协助做了一些刊授大学故事学课程的教学活动，成为我难以忘怀的学术往事。这件有意义的工作是与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宏大文化工程相关联的。1985年这项文化工程紧锣密鼓地启动之际，为加速培养民间文艺学专业人才，中国民协决定开办民间文学刊授大学，繁重的教务长这一职务由吴超先生担任，由于那时我正担任湖北省民协的副主席，就安排我协办此事。我现在还保留着当时湖北省报名参加刊授大学学习的50名学员名单，结业时有19人获得“优秀学员”奖励。其中有一名学员叫郑伯成，由中国民协资助，选送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即我的门下进修一年。这些学员中的许多同志，后来都成为湖北各地编纂民间文学集成地方卷以及几年后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骨干力量，如黄永林、何红一、鄢维新、周濯街、王友兵、董耕、李征康等。后来成为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创建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黄永林，至今还保存着一整套刊授大学教材，他们在民间文艺事业中的显著成绩，同当年在刊授大学吸取教益密切相关。

当时已有多所高校开设了以《民间文学概论》为通用教材的选修课程，但内容较为单薄，而且在中文系内选修者很少。刊授大学面向社会上的民间文学爱好者，多为基层文化工作干部，约请相关专家新编《民俗学》《神话学》《传说学》《故事学》《歌谣学》等共13种教材，《故事学》即约我编写。这些教材尽可能吸纳新知，赶编赶印，以最快速度印发给全国各地学员，很快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普及民间文艺为知识的热潮。我就此集中精力学习研究民间故事学的相关理论知识，赶编的刊授大学《故事学》教材，于1988年交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又修订再版成为沿用至今的研究生教材。由此可见，刊授大学的创办，成为新时期以最为便捷方式来培育亟需人才同时有力促进学术整合的创新之举。我在2016年为吴超先生的文集《在民间文化摇篮中》作序时，特地点赞了中国民协的这一创举，并对当时主持此事的相关领导和专家表达了由衷敬意。

孙：现在回忆起这段经历，让人深深地为时代精神所感动。国家需要人才，国家重视民间文化的调查与记录，于是创新一种机制来应对紧迫需要，不得不说影响文化发展的时代制度具有强大的力量。我们也可以从学者的角度，来思考个人成长与时代发展的呼应关系。刊授大学培养的民间文艺人才队伍，如果没有那个年代独特的文化政策来支撑，就不可能肩负起民间文学集成的重大任务，也不可能逐渐发展为后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之中来。就此而论，您积极投身刊授大学的教学活动和教材编写工作，一定程度上锤炼了自己的专业知识，而且将高校理论研究与地方文化实践有效地融合起来，构成了您立足学术、兼顾田野、培养专门人才、积极参与民间文艺事业的研究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