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转折与跨越[4]
举世瞩目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自2003年启动后，在紧锣密鼓声中跨进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本年8月通过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样，不仅使我们原来保护工程的范围得到扩展，而且增强了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实施力度。这一年，文化部为探索与积累经验，还在全国部署了3个综合试点和36个单项试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举办了抢救、保护和开发民间文化遗产的县（市）长论坛以及一系列专业性考察和学术研讨会，积极推进这一工程。就整体情况而言，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分步实施；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态势，使我国的民间文化事业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蓬勃兴旺时期。
民间文艺学的各个领域都较为活跃，并显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关于民间文艺学的基本理论研究，这些年一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2004年也不例外。但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许多学人在对现有理论范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已开始了一些新的探索，如对“民间文学”本体的再认识，对“民间文化传承场”的揭示，对民间文学口头和书面文本特质的透析等。看来这一趋势会越来越受到学人的关注。
神话研究这几年一直显得比较热闹，本年内刊出论文达200余篇，数量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泛泛而论者多，除有几位学人研究《山海经》中的神话显出新意之外，既很少有人对我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神话进行新的发掘评说，也没有人就神话学基本理论作深入探讨。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现代神话学研究成果进行反思的一组文章，有关作者对一些早期学人以西方人类学来研究中国神话的某些结论提出质疑，如认为“图腾理论在现代学术的运用上，还有很大的思考空间，如果只是全然排斥或全盘接受，都应该是比较偏执而不客观的态度”。相关文章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应允许争议，但强调引进西方学理应切实注意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特点相融合，努力使外来学说本土化，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也是应该认真努力解决的。这方面的反思，正昭示出中国学术之走向成熟。
本年度的史诗研究，主要成果仍表现在对三大英雄史诗特别是对《格萨尔》的历史文化特质和演唱形式等等的深入探讨上。特别引人注目的论文是巴莫曲布嫫就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的搜集整理即文本制作过程的评说，她把这称作“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所谓“格式化”即在史诗制作文本化过程中，由于出现了以参与者主观价值评判和解析观照为主导倾向的文本制作格式，使民间真实的、鲜活的口头文学传统发生了种种偏离本土口头传统的偏颇。可贵的是，本文还在对“格式化”的批评与反思中，引入“叙事语境——演述场域”的新视角，认为史诗的采录与研究应达到“五个在场”，意在探索一条正确处理史诗文本及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信息的田野研究之路。中国各民族史诗艺术十分发达，史诗的发掘、文本化和研究评论，多年成为民间文艺学的重点与亮点。巴莫曲布嫫的论文理所当然地受到众多学人的关注。本文所谓的“格式化”，是从史诗学学术史清理中提出来的；用众多民间文艺科学或人类学等的标准来衡量以往的成果，发现其失误之处以启示来者，于学术的发展自然是有益的。但怎样以公正的科学眼光对待上世纪的相关成果，怎样富有创造性地将外来学理与方法本土化，还留有广大的探索空间。
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研究初看起来似乎不及神话研究那么热闹，平静中实有突破，其中传说学的进展尤为引人注目。纳饮关于村落传说研究的博士论文《口头叙事与村落传统——公主传说马珠腊沁村信仰民俗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将艰苦的田野调查和深入发掘民族史志文献密切结合起来，“力图重现300年来口头叙事与村落信仰民俗传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民俗文化运作过程，勾勒出村落民俗信仰民俗史，重构村民的信仰民俗生活与心灵世界”，不论是成果的厚实程度和学科交叉的方法运用都有其独到的成就。此外，吴光正关于八仙传说的研究，系统地清理吸收前人成果，深入探求其中国文化特色，也较为引人注目。故事学方面，有关佛经故事的研究，不仅开拓出新的领域，还就中国故事因吸收印度佛教文化影响而发生历史演变这方面清理出更多线索。一些故事类型的个案研究，因材料探求更丰富和多学科方法的交叉运用，获得的成果也有明显进步。如蔡春华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而写成的《中日文学中的蛇形象》，它在切入论题时，不仅将中日两国流行的蛇郎、蛇女故事，以及作家据以改编、创作的相关作品进行综合评析，还交叉运用民间文艺学、文化人类学、文艺美学、比较文学诸多学科的视角进行审视，从而概括出更多丰富而隐秘的象征内涵，给予读者以新的启示。在中国留学的日本西村真次叶女士，以幻想故事的体裁特征作为其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作者从体裁论入手，广泛探求材料，就其叙事艺术特征进行细致深入评说，取得的成就令人称道。上述民间故事论题，就论题本身而论似乎并不新颖，作者却在吸取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从更宽广更深入的学术境界上进行新的开拓，因而对学术发展有所推进。
这几年来，在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热浪的有力推动下，民间艺术各个门类，不论是发掘、整理还是开发研究，均呈现出十分热闹的景象。《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中选载了最具代表性的几篇论文；由于这个学术领域的宽广无际，我们的选编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这些文章引领我们步入中国多民族构造的艺术殿堂，获得赏心悦目的享受。
在这组文章中，尹虎彬关于河北后土宝卷的研究论文特别值得注意，它研究的对象虽是后土宝卷，却有意识超越宝卷文本，将宝卷和民间现实信仰，包括表演者、表演场合、表演过程以及社会生活、相关民间组织等等综合起来进行考察。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基于作者的如下认识：文化是一个整体系统，而文本的功能只有通过这个系统的整体结构才能真正认识。这样，本文的意义就不只是有助于人们认识河北后土宝卷，还能在方法论上给人以有益启示了。
在这里，我们也说一说歌谣研究情况。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就是从采录和研究歌谣开始的，歌谣研究多年来受到学人的关注。但是近年来这个领域越来越显得冷清，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所占分量也越来越轻。仔细想来，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似乎并不在歌谣本身，而是我们过去的研究多停留在歌谣文本上；而在民间文化中，民歌是供人们演唱的，各类歌曲的演唱当今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如火如荼，各个民族和地方有特色的民歌也深受民众喜爱而响彻云天，成为民间艺术园地中的鲜艳花朵。这样，按过去的歌谣学框架来研究它们就显得浮泛失色；可是把民歌纳入民间音乐和民间表演艺术范畴之内来研究评说就有做不完的文章了。我们选编的几篇论文，如覃慧宁对当今山歌传承与传播机制的研究，阎天灵对西北民歌圈与“走西口”习俗关系的研究，余霞对土家族“哭嫁歌”中女性主体心理的分析等，它们的论题与方法都有着超越歌谣文本，对民歌演唱艺术进行多维探讨的特色，给人以新的启示，值得我们珍视。
审视近几年的民间文艺学研究成果，我们高兴地看到，由于在全国高校文科中，新增了一批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硕士点与博士点，而且招收研究生的数量逐年有所扩充，这些研究生大步迈向民间文艺学园地，便使得这个学术园地的景象为之焕然一新。我们所见到的多篇材料鲜活、见地新颖的民间文学研究文章，就出自这批新人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在老一代学人的培育和率领下，他们正以强劲势头推进中国民间文艺学，这使我们不能不万分欣喜。
2006年4月10日